敦煌的北面，是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哈萨克人骁勇善战，直到1954年，才通过谈判，和平解放。所以他们那里没有“国庆”，只有“县庆”。1964年他们隆重庆祝县庆十周年时，我正在敦煌，和研究所里十几个同事一起，应邀去做客，热闹了几天。草原上搭着大帐篷，牧民们从四处迁来，环绕大帐篷搭着许多小帐篷。在大帐篷里盛宴、歌舞、赛马摔跤，丰富多彩。1973年我在酒泉，他们筹备二十年大庆，请我去画宣传画，又去了一趟。这次是到县城，一个杂乱的小镇。到处灰蒙蒙的，气氛忧郁。机关里大都是汉人，军代表袁政委，阴沉粗暴，如太上皇。县委宣传部长木斯托发，是原先的头人，据说打枪百发百中，杀人很随便。和平解放后，当了自治县的县长，穿汉族服装，学讲汉族语言。“文革”中被打倒，成了“反革命”。进山猎得五只猞猁，剥了五张皮献给袁政委，又成了宣传部长。那次我去，他负责接待。亲自陪着我，到牧区转了一趟。
哈萨克人剽悍魁伟，肤色红黑，浓眉毛，大颧骨，高鼻深目。目光之阴沉粗暴，顾盼之王者气象，不亚于军代表袁政委，我喜欢。男女皆穿着马靴，服装头巾，多为红黑，若警戒色，桀骜不驯，我也喜欢。我同样喜欢他们的用品，皮马靴牛角刀柄、银锡壶毡布阿雅卡……都做工精细，镶嵌或刺绣着美丽的图案。而扫帚，却是一只山鹰的翅膀，毫无加工，自然天成。
阿克塞草原，不同于甘南、青海的草原，更不同于蒙古草原，谈不上“风吹草低见牛羊”。草短而稀疏，大野空阔，骑马走一整天，还像在老地方。待望见一个帐篷了，就有猛犬四五只，小牛般大，远远奔跑过来，绕着马蹄狂吠，穷凶极恶。主人热情，献奶茶毕，立即架上大铜锅，拉来一只肥羊，当面宰了剥了，卸成几大块下锅。待肉半熟，即银壶洗手，随意割食。据说这是他们最隆重的待客之道。其间天已全黑，放牧的人都回来了，悉皆彪形大汉、健壮妇人。男人席地围炉，同我们一起吃喝。女人们添酒倒茶，在背后来去。酒盛在一个大碗里，轮流喝。
通常这种场合，必有喧哗，必有大笑，必有歌。默默吃喝，有异常之感。木斯托发用哈萨克语同他们说话，我听不懂。但鉴貌辨声，也知道他们不快乐。没人理睬我，也没人正眼看我。看我都是斜睨，鹰视狼顾，目光里有一种敌意。酒愈喝愈多，眼白愈来愈红，敌意也愈来愈明显。我觉得，它正与炉火一同跳跃，同帐篷上的阴影一同跳跃，同那些在阴影里靠着的沉重步枪一同跳跃。直到一觉醒来，第二天骑在马上，还觉得太阳穴里，存留着那个跳跃。
所到之处，大抵如是。回到县招待所，许多汉族干部来玩儿，都说我此行等于玩命。说他们热情招待的是木斯托发，不是我。如果不是木斯托发带我去的，我很可能就回不来了。讲了许多故事，我越听越后怕。
后怕之余，唯有庆幸。现在身在异国，扑面征尘。世路之崎岖，人心之诡异，不异当时。而能有几个真诚的朋友，和一个温暖的家，并且仍能写作，我感激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