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闵中军的竭力催促下，我没有再坚持，也就顺势——
尽管不是主动积极——持票进了大门。然后真的把票从门缝里递了出来，让闵中军也随后进来。
当我走过台阶，走进剧院前面的大厅时，才想起应该看一看那票上的排次座号。直到今天，我都记得那个座位：乙7排14号，大概靠近右侧过道。对看戏来说，这无疑是个好位子。
我从右边的门进去，并没有直接走到7排14号的位置，而是站在最后一排靠近过道左边的那个角上，在那儿心不在焉地佯看远远的舞台上那场无产阶级革命风格的《杜鹃山》演出。果不其然，演出已进行到倒数第二场的时段。
记得在那儿看了不一会儿，就看见王雅玲在她的座位上扭过身子，举起左臂，向我招手。我依稀记得，当时她手臂在空中摆动的弧度很大，想叫我过去坐在她身边。我能看见她旁边的那个位子仍然空着。
见她这么招手，我马上举起双手，不断地在头上方左右晃动，以示回应，那意思是说：不用了，我就在这里看，你看你的吧，就这样！因为我害怕坐在她那些熟人旁边，害怕被部队里那些住在她家旁边的家属们注意。
不久，革命样板戏结束了。场子里顿时一片哗然，人声鼎沸，秩序顷刻陷入了混乱。此时，我站在原地没动，因为我一走开就有可能与王雅玲失散，彼此找不到对方。我想，既然被别人邀来看了一场戏，最起码应该在离开之前打个照面，寒暄两句才合乎情理，也算是一种基本的礼节。
一会儿，王雅玲夹在人群中笑眯眯地朝我走来。当她走到我跟前，我什么也没有说。但我心里很是抱歉，因为我没有和她坐在一起看样板戏。然后我并肩与她一道走出放映大厅，来到宽敞的过厅里。
当我们走到通向大门的台阶时，她对我说（说得很快，声音很小，也许是因为当时周围有她的熟人，时间也不允许从容的缘故）：
“毛喻原，你这个星期六晚上到我们家来吧。”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更不用说做出回答，她又接着说，“我们家住在8815师部，进大门往左拐，经过礼堂，再上个坡就到了。”也许她还想说什么，但这时有人在叫她，大概是与她一起来看戏的邻居。于是，她匆匆忙忙向我说了一声“再见”，挥了一下手就跑进她的熟人堆离我而去。
说句实在话，她对我说的这些话，若按平时的听力，我是不大可能听清楚的。就像她第一次邀请我去看《卖花姑娘》时的情形一样，她说话的声音很轻很弱，仿佛它们根本就没有被当作话从她的口中说出来，而只是一连串模糊的音节在她的喉咙里滚动，断断续续的。但令人惊讶的是，我竟然听明白了她所说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