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一生中，不仅有过很重的“冬妮娅情结”，而且还真的有过一个“冬妮娅”；不仅有过“冬妮娅”，而且我还曾极不恰当地扮演过“保尔·柯察金”的角色，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在生活中。
1972年高中一年级，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同班女同学王雅玲——我的“冬妮娅”闯入了我的生活。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其深远的程度恐怕超出了我自己的认知和当时的想象。实际上，它已经成了我成人生活的一种历史基质、思想发育的一块精神母体，仿佛我以后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都可以从这儿寻到根据，找到源头。
这次“遭遇”对我来讲，可以说是“致命的”，请注意，是“致命”，不是“致死”，因为直到现在我的梦境中仍经常会出现过去岁月中那些让人心跳的画面，有一种记忆和情愫会出其不意地，同时又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非梦岁月的那些极端时刻——最激动或最痛苦的时刻。正是通过这些时刻，我才意识到：哦，原来，王雅玲以及与她有关的一切回忆已成了我生命中一种永远也不会消失的背景。那是我青春之河的上游最美丽的一段江流，这一段江流的存在，决定了我之后和未来生命之河的那种水质、流速、流向，乃至整条河流的生态地貌特征。
我对她最初的印象谈不上很好，甚至明显不太好。我记得，对她的印象是从两件事开始的。一件事是我在尖子山参加学农劳动期间发生的。一天，我和同学一起拉完粪从尖子山返回学校。当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我们几个男同学拉着卸空了的粪车往学校方向走，对面有几个同班女同学向我们迎了过来，其中就有王雅玲。不知何故，她们去的是尖子山方向，和我们的方向正相反。当我们擦肩而过时，王雅玲突然对我说话。我当时拉的是中杠，身上脏兮兮的，邋邋遢遢，下午流的汗还没有干透，头发和衣服肯定是湿漉漉的，想必样子看上去无比丑陋，连自己都觉得有点无地自容。她对我说（这倒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话语来得非常突兀，非常陡然）：“毛喻原，你们下午就不要再拉了（指拉粪），可以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我当时没有答她的话，只是用眼睛惶惶然然地瞟了她一眼。心想：真是狗拿耗子多事，那还用得
为了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劳动人民要知识化”，当时全国各地的学校都要安排学生参加每学期为期一个月的学工或学农劳动（大学除外，因为当时大学已停办）。我记得，我们当时的学工内容是：在校办工厂的翻砂车间翻砂模、倒钢水；学农内容是：在学校的尖子山农场拉大粪、种庄稼。——作者注着说吗？现在是几点了，难道你以为我们还要学雷锋做好事，再跑它两趟，弄到天黑不成？已接近5点了，肯定是收工不干，打道回府，此乃天经地义、顺理成章。叫我们5点不干，纯属是无话找话说，戴着口罩闻茶香，多此一举，至少是不得要领。她当时在那种情况下冒出那么一句，还真把我弄得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她这第一次发话，还真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当时在我们班上，男女同学的界限是分得很清楚的，彼此之间很少说话，所以，只要是她们对我说过的话，我几乎都能记住。
另一件事是学农劳动结束不久，班主任黄淑琼找我到她家谈话。她善意地批评我（她一贯都无比善意地对待我），叫我注意自己的班干部形象，随时要在同学当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她这样说是由于有人告发我，说我在尖子山学农期间，有点不务正业，带着一帮同学到农场附近的解放军打靶场去捡弹壳。所谓弹壳，就是解放军练武打靶时从他们用的五六式冲锋枪射出的铜质子弹壳。那弹壳红澄澄、亮闪闪的，对当时的高中生来说，确实是稀有之物，大家都有些爱不释手。在那个时代，大概这就算我们高中生的经典收藏之一了。捡弹壳这事是有，但那不是在劳动时间去捡的，我们是利用休息时间去捡的。怎么，这样的屁事也有人去告发？真是有点莫名其妙。另外，黄老师还告诉我，告发的人就是王雅玲，并且是王亚玲要她亲自找我谈谈，提醒我要起好先锋模范作用，因为我当时是学校团委的组织委员、年级的团支部书记、年级大批判组的组长、高74级4 班的班长兼学习委员，甚至是学校号召全校同学学习的两个标兵、模范和典型之一（另一个是同班的女生周勤）。听了黄老师的批评，尽管我心头很不是滋味，但还是在她面前点头认错，表示今后一定注意自己在同学心目中的形象，随时随地起到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只是对那个王雅玲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弄不清楚她为什么要这样，我和她从没有什么过节，为什么她要充当一个背后使坏的告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