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 年，深圳到广州尚没有高速公路，路上需要过三个渡口，至少要走4 个小时。有时，在深圳吃过晚饭后赶去广州，我同客户谈判会谈到凌晨两点，驱车返回深圳已是凌晨６点，就干脆窝在驾驶室里睡一个多小时，用冷水洗把脸，继续上班。
一次晚间去广州，梁毅开面包车，我躺在后排座上睡着了。路上一个急刹车，我“咣当”一声滚到了车地板上，却浑然不觉。梁毅吓坏了，以为我被摔晕了。摇晃了半天，我迷迷糊糊地问：“到广州了吗？”
可不管工作多么繁忙，睡眠多么少，我到了星期六仍要约上公司的一帮小伙子到小梅沙游泳，星期天再约另一拨年轻人踢足球。
然而，市场的一次刹车让我游泳和踢球的爱好都变成了奢侈品。进入1985 年，国务院对计划外调汇和机电产品进口进行全面清理，银行也开始收紧银根，进口电子器材、影视器材市场不再热闹如昔，市场萎缩出现端倪。但头脑发热的珠三角商人们仍沉浸在供不应求的假象中。
录像机、摄像机的进口批文受到国务院机电办公室的严格限制，放像机不在限制目录上，因此成为进口的热门。展销中心进口放像机的完税成本是1 900 元人民币/ 台，批发出去2 100~2 300 元/ 台，市面零售2 700~2 800 元/ 台，各个环节都有利润空间。
展销中心新签的放像机合同为2 万台，45 天后到货。
货到之前的订货会上的买手却不活跃，我感受到市场趋冷的态势。通过进口代理商、海关、省计委进口审批处等信息渠道了解到：在展销中心2 万台到货的同一时期，其他公司进口的还有5 万台，累计7 万台。我意识到，一旦7 万台全部到货，放像机将即刻变成滞销品，价格将直线下降。一个寒冷的冬天即将来临。2 万台放像机已在途中，不能中途退货，必须采取措施！
广告投放部经理苏晨拿着记事本走进总经理室。“我口述一则声明：‘由于台风原因，本展销中心的放像机无法按预订时间送达客户，为保证履行合同急购2 万台放像机。’”广告经理合上记录本，迷惑地望着我，“头儿，咱们不是卖放像机吗，怎么变成买了，我耳朵没有听错吧？”
“是急购2 万台。”
“咱们马上到货的2 万台怎么办呢？”
“你是老总我是老总？”
“当然你是老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