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他的目标，而且他对达成目标的手段一清二楚。实际上，他的观点清晰连贯、见解独到，如果他不是在追求一个对他的国家和同胞有害的目标，他一定会声名显赫，享誉当世。他认识到，只有建立一支常备军才能够使他那个计划周密、想法大胆的计划付诸实施。为了建立一支这样的军队，他可谓是绞尽脑汁、呕心沥血。他曾经担任爱尔兰的总督，在那里，他成功地实现了军事专制，无论是土著居民，还是英国的殖民者都要对国王唯命是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苏格兰，英王成为全世界最专制独裁的君主。
同时，教会的管理权掌握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手中，在国教所有的神职人员当中，劳德与宗教改革的原则渐行渐远，越来越向罗马教廷靠拢。相比于荷兰阿米尼乌斯派和加尔文教派之间的分歧来说，劳德和英国国教之间的分歧更深。他对宗教仪式的热情，对宗教节日、祈祷仪式以及圣地的敬畏，对神职人员结婚的厌恶以及他别有目的地极力维护神职人员接受信徒崇拜的特权，即便他通过合情合理的方式来实现他的目的，但这些也让新教徒对他咬牙切齿。他的理解片面狭隘、社交范围狭小、天性鲁莽、暴躁易怒，对于自己的尊严十分敏感，但却对他人的遭遇十分冷漠，他很容易就能铸成大错，就像是那些盲目信仰的人，错把自己暴躁恶劣的情绪当作对上帝的虔诚。在他担任主教期间，国家的每个角落每时每刻都处在严密的监控之下，他的爪牙遍布全国，分离主义者的每一次小型聚会都会被追查和破坏，甚至是私人的家庭祷告也逃不过他的法眼。他的恐怖统治引发了人们的恐惧，继而激发了人们对国教的深仇大恨，人们表面上遵从国教，实际上内心早已颇有怨言。如果这场灾难爆发，对于他和他的统治秩序来说都是致命的，就在这场灾难的前夕，几个主教区的主教还向他汇报说，在他们权力所及之处，没有发现一个不顺从国教者。
那时，面对世俗和宗教领域的暴行，特别法庭也束手无策，不能为民众提供任何保护。习惯法的执行法官在国王许可的范围内做出裁决，其阿谀奉承的丑态令人作呕。虽然他们阿谀奉承，但若论起专制权力的御用工具来说，他们绝对不及王室法院，它们随时准备为国王服务，而且行事快捷。虽然已经衰落了两百多年，但民众依然对它记忆犹新，只要提起它，没有一个人不恨之入骨。在这些法院中，最臭名昭著、权势熏天的就是星室法院和高等教会法庭，前者负责政治领域的审查，后者则负责宗教裁判，这两个机构形成于都铎王朝统治期间，并非英国原有的机构，星室法院是在原有机构的基础上改造而成，而高等教会法庭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机构。在查理一世即位之前，它们的权势已经触及国家的各个方面，但若和现在相比，它们那时的权势还微不足道。它们在大主教狂热精神的指引下，完全摆脱了议会的束缚，贪婪暴虐、祸国殃民，其危害前人根本无法想象。政府借助这些机构的力量，毫无顾忌地惩戒、囚禁和拘捕民众，危害民众的人身安全。约克郡特别法庭处在温特沃思的直接领导之下，拥有自己的武装，仅凭国王的一个命令就可以肆意违反法律，在北部各郡无法无天。这些法官辱骂议会成员，藐视议会的权威，所犯的罪行罄竹难书，但那些高贵的保王党只是稍加谴责，对它们持默许的态度。从克拉伦登的著述中我们得知，那些声名显赫的人都对星室法院的粗暴和贪婪深有体会。高等教会法庭大肆排除异己，它在全国几乎没有什么盟友，约克郡的特别法庭专横暴戾，使《大宪章》在肯特郡的北部完全变成了一纸空文。
如今，英国政府已经和法国政府一样专制暴虐，但至关重要的是，英国至今仍没有常备军。因此，国王建立的暴政体系仍有可能在一天之内被颠覆。如果国王凭借自己的权威征税来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可能立刻就能引起民众势不可当的抵抗，这是一直困扰温特沃思的大难题。掌玺大臣芬奇联合其他效忠于王室的法学家提出了一项权宜之计，马上就得到政府的采纳。在古代，英国的贵族往往号召苏格兰周边诸郡的居民武装起来，部署他们保卫自己的边界。有时，他们也会号召靠近海洋的诸郡修造船只以保卫海岸线。如果是修造船只，议会一般会给予财政支持，经过长期的沉寂之后，这项规定又重新被确立，而且范围还有所扩大。以前，贵族只在战时征收船税，如今，即便是和平时期也会征收，以前，即便是生死攸关的战役，贵族也只向沿岸居民征税，现在征税的范围扩展到内地。以前，贵族征税只为了加强国家的海防，如今，保王党可以随意征税，不仅用来加强海军的力量，还用来满足国王的要求。国王可以任意增加征税的数额，所征之税也可以用于任何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