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起源于16世纪的宗教和政治分歧在17世纪的头二十五年中一直在不断深化。土耳其式的专制理论在英国政府中甚嚣尘上，与此同时，共和主义的理论却迎合了下院大批成员的需要。极端的教士无一例外地热衷于维护主教的特权，而所有极端的新教徒都热衷于追求议会的特权。他们之间的仇恨与日俱增，比起之前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敌意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于人们的思想处在这样的状态下，因此这个国家在多年的和平之后，终于爆发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这场战争加速了一场宪法大危机的到来，国王迫切需要强大军事力量的支持，但若没有财政支援，他不可能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然而未经议会同意，他又不能名正言顺地征税。因此接下来，他要么领导政府和议会的步伐保持一致，要么冒天下之大不韪，违反这个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耳熟能详的习惯法。确实，金雀花王朝和都铎王朝时常会面临财政短缺的问题，他们一般通过恩税或强制征税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它们都是应急的权宜之策。为了应付长期战争的开支，政府需要建立稳定的征税体系，无须征得贵族集团的同意，但是，亨利八世不敢违背人民的意愿而实施这一政策。因此，好像生死攸关的时刻就要到来，英国的议会要么像欧陆上的议会那样名存实亡，要么就在这个国家中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詹姆斯一世驾鹤西去，他的儿子查理一世加冕即位。和他的父亲相比，他具有更强的领悟力和更坚强的意志力，思维更为敏捷，立场也更加坚定。他继承了父亲的政治理念，并且有更强的意愿将它们付诸实践，像他的父亲一样，他是一个虔诚的主教制的信奉者，此外，和他父亲不同的是，他还是一个虔诚的阿米尼派的信徒。虽然他不是一个天主教徒，但看起来更像一个天主教徒而不是新教徒。断然否定查理具有一些优良的品质是不公平的，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位杰出的王室成员。他的书法和谈吐都和他的父亲截然相反，像一个教授那样精准无误，他是一个博学多识之人，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他的文学造诣和艺术品位都很高，行为方式虽不典雅但也不失庄严之风，他的生活作风也非常正派，没有任何污点。背信弃义是他灾难的主要原因，也是他一生最主要的污点。实际上，他是被内心强烈的欲望推着走向了一条黑暗的不归之路。他的道德意识总是在无关紧要的时候才足够敏感，因此，他从来没有感到自责，这好像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不过，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无论从性情和习惯上，还是从原则上，他都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他好像从他最敬重的神学家那里认识到，他和他的臣民之间无法达成任何协议，因此，即便他能够放弃他的专制权力，他也不会这么做。他做出的所有承诺都会留有余地，如有需要这个承诺一定不会兑现，而他是唯一可以断定是否需要的人。
如今，危险的游戏开始了，而英国人民的命运就取决于这场游戏的结局。下院在这场游戏中表现得颇具智慧，不仅思维敏捷、处事冷静而且还不屈不挠。在这次国王和议会的斗争中，那些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们一直身先士卒，他们下定决心让国王做出选择，要么他领导下的政府要和议会的意愿保持一致，要么就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违反宪法最神圣的原则。按照这样的想法，他们向国王提供了少量的财政支持，国王发现他要么选择和下院妥协，要么只能违反所有的法律规定。查理一世很快就做出了选择，他解散了他的第一届议会，凭借自己的权威任意征税。随后，他主持召开了第二届议会，结果发现他们更难对付，于是，他想借助权宜之计来解决问题。在没有任何授权的情况下，他擅自提高了征税的数额，并把带头反对的人送进监狱。与此同时，英国人特有的习惯和性情激发了他们心中新的不满，这些不满让民众忍无可忍，深谋远虑之人也怒气满腹，纷纷指责国王，向他提出警告。大批民兵入住居民家中，在一些地方，戒严令甚至取代了古老的习惯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