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再说，中国文明中究竟有没有通过经营债务以积累资本的趋向呢？有没有向“虚无”、“未知”投资的趋向呢？也有，那就是佛教。哈佛大学教授杨联在他的名著《佛教寺庙与中国历史上的四种募钱制度》中指出：典当、拍卖、借贷、奖券这四种制度都是佛教寺院的发明。陈寅恪也指出，佛教僧侣乃中古中国社会一大贵族商人集团，但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公元511 年和公元713 年，唐朝和周朝朝廷两次展开大规模的灭佛行动，这实在可以看作以国家的力量消灭资本主义经营趋势和萌芽之举措。
按说，杨联先生还是北大的校友，他1933 年同时考入了清华经济系和北大中文系，从家长愿，方才就读于清华经济系。但那个时候，陶希圣先生正在北大讲经济史，所以吸引了很多像杨联这样的学子来北大听课。当然，这是题外话。
中国文明的主干不是佛家，而是儒家，它是小农经济、小生产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反映。这些思想从汉代的董仲舒就很明显了，所谓天人合一，是说地里的收成是老天爷的恩赐，世界上没有比土地更宝贵的财富了。因此经商不是根本，“盐铁专卖”更是歪门邪道，政府的任务是必须限制土地兼并、维持小农经济，这是因为老百姓有地种就有饭吃，政府也就有租庸调税收之保障。所以，从曹操的屯田、北魏的均田到唐代的均田，这样逐步建立起一个立足均田和小农所有制的帝国制度。而这个制度的优势当然就是它非常稳定，只要不发生大灾荒（而同时政府救援又不利）、不出现大兼并，那么它就是稳定的。而它的不足之处就是它过于谨慎而实际，缺乏向未来投资和迈进的动力，土地过于狭窄零散，缺乏把分散的小生产集中起来的手段，缺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从经济上说，特别是缺乏信用制度这个机制、这个手段，所以历代就不得不奉行消极的财政政策。
今天，最值得研究的是伊斯兰文明。
罗马帝国衰败后的8 个世纪，这在欧洲被称为是“黑暗时代”，但它却正是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大家知道，穆斯林公认的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个商人，而随着商人阶层渐次皈依了伊斯兰教，商人这个唯利是图的阶级的形象，在伊斯兰世界完全改变了。伊斯兰商人根据伊斯兰法律经商，这是因为他们是教徒型的商人，而不是我们这里的“土豪”。正是根据伊斯兰法律，他们方才提出了市场只服从“安拉的意志”，政府不得干涉市场的主张，而且伊斯兰商人还进一步提出了价格是由先知安拉“看不见的手”决定的学说，而这些主张后来都成为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教义。
在伊斯兰世界，信仰是与贸易站在一起的，从这种独特的传统出发，伊斯兰世界方才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巨大的信用网络，伊斯兰教的传播与伊斯兰贸易网络、信用网络的扩展自然是同步的。这个网络遍及中亚、北非，特别是印度洋周边地区，在中世纪，印度洋几乎成为伊斯兰的湖泊，在唐代，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海上贸易网络就是由伊斯兰商人开拓、经营的，唐宪宗时期的宰相贾耽在《古今郡国县道四夷志》中详细记述了从大唐到西海（即地中海）的海上贸易商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