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种自由“不仅仅把他人当作工具和手段，而且也当作目的”，它并不是从经验论和纯粹理性的角度能够发现的，所以康德把它视作一项“命令”，称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天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就必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样，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一定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而并非眼下流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拥趸。
大家知道，康德一生身体不好，他一直在思考死亡的问题，而马克思很早就考虑过死的问题，他本人就是这样一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彻底的社会主义者。在少年时代，马克思就早熟地沉思过“为大家而工作”这种“幸福”。作为伟大的学者，他毕生也正是从包纳和正视“他人”这样的角度分析他所处的时代与社会，并跨越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相对来说，中国文化则是“乐生”的，现代中国思想家中，大概只有毛泽东和鲁迅能从死亡出发思考“生”的问题。用西方中心论的范畴解释中国是不行的。在《西方美学史》中，朱光潜曾经很诧异康德何以能够把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分得那么清楚，以至于区隔为三个截然分离的领域，并因此指责康德的方法是机械论。朱光潜的这种诧异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朱先生是中国人，无论他对于西方文明浸润得再深，中国文明的底色已经在那里了。这也就是说，中国人固然算计，但这种算计总是比较长远的；中国人固然理性，但这种理性总是为社会关系的温情所包裹并以不摧毁和不毁灭社会关系为界限。我记得张爱玲就说过类似的话。所以，在中国文明里，纯粹理性总是与实践理性搅在一起，而纯粹的市场主义、赤裸裸的个人主义、绝对的“亲兄弟明算账”这条路恐怕就走不通。因此，布罗代尔方才说，中国是“反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纯粹理性、实践理性之外，康德最有意思的观点是关于时间问题的思考，他认为人最大的野心、最大的勇气就是希望掌握时间、控制时间。所谓掌握时间、控制时间也就是预测未来，也就是掌握未来、控制未来。
什么叫作冒险？安托尼·吉登斯为什么把现代性称为“冒险”？因为他的看法是从康德那里学来的：人最大的冒险就是预测未来，就是勇敢地面对和把握不可预知的未来。康德的这个看法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考虑到康德本人是最早对战争国债制度进行深刻批判的哲学家时，这种重要性就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了。因为所谓金融，从根本上说，就立足于对时间的经营。如果你了解什么是期货、什么是期权、什么是股票交易的实质，那么你就会知道，所谓金融，归根结底也就是“交易未来”。康德晚年深刻地思考了英国人所发明的战争国债制度，思考了这个制度对整个欧洲和人类可能造成的危害，而且他对待金融的态度就深刻地体现在他早期的重要著作《以形而上学的梦来阐释一位视灵者的梦》（1766 年）之中。从表面上看，这篇文章要回答的是“视灵者”是否真的能够预测地震？因为在当时，一位视灵者真的预见了发生在1755 年11 月11 日的里斯本大地震。实际上，康德要解决的问题却是：
对于未来的成功预测究竟有无可能？康德的回答是这样的：“视灵”这种事情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当然算是迷信，但是勇敢地直面未来、预测未来和力图把握未来，这恰恰也正是使人成为人的原因。正是那种神灵附体的神圣感（想一想15 世纪把法国从英国占领中拯救出来的圣女贞德，她的力量就来自于上帝附体），使人面对不可预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时能够拥有勇气与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