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些问题一点儿也不土、一点儿也不幼稚，恰恰相反，它们是所有深刻的经济学问题中最深刻的，因为它关乎全社会，关乎所有人。
什么是货币？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是指建立在国家债务基础上的、由银行家发行的银行券。但是，经济学家却说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中介。而在马克思看来，没有什么比经济学家的这种看法更荒唐的了。
仅仅把货币理解为劳动价值“交换中介”的斯密，竟然对于建立在政府债务基础上的银行券深恶痛绝。他满怀书生意气地感慨：鞑靼可汗总是这样问欧洲的使者，欧洲富裕吗？欧洲人的牛羊多吗？与视金银和货币为财富的欧洲人比起来，视牛羊为财富的鞑靼人的看法实际上倒更接近于真理。
马克思则对斯密的感慨万千并大加讽刺，他在这一节里加了个注，引用了孟德斯鸠的话说：
如果鞑靼人充满了今日的欧洲，要使他们理解我们这里的金融家是什么，银行券是什么，会是很困难的。正因为货币不再是交换的中介，而成为依托政府债务发行的银行券，所以，“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
蒙古人不知道银行券是“财富”，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这是因为他们不理解银行券就是银行家手中掌握的国家债务凭证，因此，他们也就不理解那种通过经营债务而发财和积累财富的人。在斯密所厌恶的重商主义时代，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只把金银当作财富，于是，在视“商品”为财富的斯密眼里，伊比利亚人对于财富的理解还不如鞑靼人。但在斯密的时代，欧洲的银行家阶级却把银行券当作财富，而在金融家眼里，斯密那种把商品当作财富的见识与视牛羊为财富的鞑靼人也没有什么区别。于是，没有贸易、没有市场、没有劳动，只要有好战的、负债的政府，那么依托于政府债务的货币（银行券）也会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资本主义的兴起就伴随着好战的、负债经营的国家这种政体的兴起，而西方的大国—学名是“现代民族国家”，则完全就是战争的产物。“大国”是在战争、战争国债中崛起的。1500年，欧洲有400 多个国家，现在有多少？44个。300多个哪里去了？打没了。查尔斯·蒂利说，战争，这是西方500年历史中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主题。斯密在《国富论》里感慨道：“本世纪的战争是有史以来耗资最多的战争。”可惜他没有见过“二战”、科索沃战争，更没有见过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
打仗最需要钱，欧洲这么穷，小人穷斯滥矣，穷了就互相打，这个道理讲得通。但是，既然穷，那应该是“穷打”，穷打按理说就打不长，绝不会打到今天，更不会越打钱越多。斯密在《国富论》中就问过这个问题，而他的答案是：这是因为总是有人借钱给国王们打仗。金融家阶级就是从那些“借钱给欧洲的国王们打仗的私人”中发展出来的，这也就是“资本”家的起源。蒂利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