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戴蒙德并未详论遏止该地区再次影响世界科学创意潮流的新月沃地第二次文化衰亡，但是另一位学者，卡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已经判定出没有退路的转折点是在1492年,那一年费尔南多国王与伊莎贝拉王后在将穆斯林、犹太人、基督教异端以及其他不信基督教者逐出国门的过程中，将穆斯林逐出了西班牙（他们在欧洲最后一个主要据点）。自那时起至19世纪初，美索不达米亚一直刻意地保护自己不受外来世界影响。
文化惧外主义往往是社会自文化强势转为衰败之后续。有人很恰当地称这种主动自加的隔绝为堡垒心态。阿姆斯特朗视之为从信奉“理性”（logos）转至信奉“神话”（mythos）：理性是一种未来导向的心态，“永远追寻着以期了解更多，并扩张能力范围与对环境的控制”；神话则是一种保守主义，总是回头找寻基本教义信仰的引导，并引以为世界观。
堡垒或基本教义心态不仅将自我隔离于外界发生的动态影响之外，并且还有一项副作用：停止对外在世界产生影响。至于我们的文化，幸运的是，在美索不达美亚完全自我隔离成功之前，它的一些有才气的、思想开明的科学家逃到北意大利，加入了伽利略、维萨里（Vesalius）及其他启蒙运动先驱的行列（他们有他们自己反抗宗教及理性基本教义派的艰苦战争要打）。当我们的祖先文化需要从一切均为已知、惊人的新观念是不必要且危险的（比如地球年龄比神话中声称的要长几十亿年）这些愚蠢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时，美索不达美亚的科学家们帮助他们将帕多瓦大学建成一个杰出的世界理性中心。
中国具有跟新月沃地差不多的原本优势，还有更高的降雨量，另外也维持了较长时间的领先地位。中古中国的大量且高密度的人口使它得以在科技上领先全球。中国的多项创新发明包括生铁、指南针、火药、造纸、活字印刷、风车、各种航行工具、纸币、瓷器以及无与伦比的造丝、纺织、染色。15世纪初，中国统治着各大海洋。中国派遣大批称作“宝船”的货船穿越印度洋抵达非洲东岸，比哥伦布横跨大西洋要早数十年。宝船船队由数百艘船组成，船身最长达400英尺。一个船队最多共有28 000名水手。早在英国皇家海军懂得在长途海路上用配给莱姆汁的方法防止海员感染坏血病的几百年前，中国人就已经解决了那个难题：在船上带着干的黄豆、绿豆，随时可将其泡湿发芽，提供船员丰富的维生素C。
戴蒙德问自己，为何在达伽玛（Vasco da Gama）以三艘葡萄牙小船开启了欧洲对东亚的殖民之前，中国船队没有殖民欧洲？“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殖民美洲西海岸？为什么中国在科技上的领先局面输给了原本那么落后的欧洲？”
在这个例子中，这个转折几乎可说是离奇得像音乐剧或轻歌剧里的情节。15世纪初，中国朝廷官僚有两派党争。一向拥护宝船队、关心自身福祉的那一方最后输掉了，赢的一方因而突然中断船队出海航行，禁止往后的一切活动，并拆除了造船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