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周末宣读的大部分宣言我都没来得及仔细倾听，但给我印象至深的是它们中许多是个人的声明，不像过去的几乎所有宣言那样，是代表“我们”的集体声明，无论这个“我们”是否是正式组织起来的团体。我能想到的所有政治宣言都是团体性的，它们使用的代词总是复数，目的是要赢得支持者（也是复数）。传统的艺术宣言也是如此。自从未来主义在1909年把“宣言”这个词引进艺术界，它就广为流行，这要归功于马里内蒂那意大利式雄辩滔滔的天才，他们因此比法国人抢先了几年。我相信立体派一定很想做“（艺术界）宣言”这个词的发明者，但当时他们不太关心政治，而且他们擅长用颜料而不是用文字表达思想。当然，我这里指的是当时自称为先锋派的那批人，不是后来才提出的追溯性标签和学派，如“后印象主义”，也不是由批评家，或更多地由经销商发明的名称，如“抽象表现主义”。我指的是真正的团体，无论它们是多么昙花一现。它们有时是围绕着某个人或某份期刊建立起来的，成员们清楚自己的斗争目标，也自认为知道彼此之间的共同之处。这样的团体包括达达派、超现实主义派、风格派、LEF小组，还有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发起了波普艺术的独立者社团。最早的摄影家组织马格南也是其中一个。可以说，它们都是宣传游说的组织。
纯粹的个人宣言除了表达本人对现在的忧惧和对未来的希望之外，我看不出还有别的什么目的；宣言发表人也许希望有人支持，但也可能愿意独树一帜，孤标傲世。这样的宣言怎么实现呢？是全靠自我修养和借鉴经验吗？维维安·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在她诱人的宣言中就是这样说的。还有别的办法吗？未来主义发明了公共自我广告。今天，想发表宣言的人首先想到的是诉诸媒体宣传，而不是传统的集体行动，这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涣散和混乱。当然，个人也可以用宣言来公布自己的创新，以抢占头筹，2001年“杰夫·努恩的文学宣言”就是例子（《卫报》2000年1月10日刊）。1995年美国的大学爆炸客（Unabomber）发表的宣言开了恐怖主义宣言的先河，这种宣言宣告的是个人改变社会的企图，大学爆炸客为达到这个企图采用的手法是给他选定的敌人送去炸弹；不过，我不知道这应当属于政治范畴还是概念艺术范畴。另外还有一种纯个人的宣言，或者说是自我陶醉，发表者除了自己，别的一律不管。这方面的极端例子是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1961年的《切尔西酒店宣言》。大家也许还记得，克莱因以只用一种颜色作画而出名，他用的那种深蓝色让人一眼就认得出是他的画。没有别的，只是把颜色涂在正方形或长方形的画布上，或涂在任何三维的物体上，多数时候是海绵，有时他也要模特在颜料里打滚，浑身沾满颜色。他的宣言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对蓝色的天空魂牵梦萦——虽然克莱因的蓝与天空的蔚蓝色相差甚远。他说，躺在尼斯海滩上的时候，“我开始厌恨那些在我万里无云的蓝色天空中飞来飞去的鸟儿，因为它们要在我最伟大最美丽的作品上钻出洞来。必须把鸟儿都杀光”。
不必说大家也知道，克莱因找到了批评家来解说他的深刻，也找到了经销商把他的作品卖给艺术投机人。高古轩画廊给了他应得的名声，还买下了他宣言的版权。
这就使我想到我一生中所看过的宣言的内容。回顾那些宣言，我首先注意到，它们真正使人感兴趣的不是它们呼吁实现的目标。大部分呼吁都直白浅露，甚至是陈词滥调。这一类的宣言汗牛充栋，许多很快即成为明日黄花。就连伟大的、激动人心的《共产党宣言》的内容也是如此。《共产党宣言》至今活力不减，在过去的10年里，资产阶级自己重新发现了它的重要性，因为在西方没有一个政治上有分量的左派。我们今天读《共产党宣言》的理由和我15岁时读它的理由一样，是因为它精彩迷人的文体和激情洋溢的措辞，主要是开头几页关于世界变化的意气风发的分析性展望。接下来的大部分建议只有研究历史的人才感兴趣，多数读者都略过不看，直接翻到最后的嘹亮号召——工人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幸的是，这一说法也已经不再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