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那些具有良好法律体系的国家，法律的运转也不是完全没有摩擦成本的。为了上法庭，你需要支付律师费，准备漫长的诉讼程序，结果如何还不可预知，有时并不值得这样做。如果你的贸易伙伴知道你花钱去起诉他是不值得的，那么法律就没有为你提供什么可以依靠的基础。还有，法庭也许不能评判协议中的承诺是否已经履行，也许受害方不能够提供关于违约的有效的法律证据。例如，在涉及高科技产品的复杂争端时，要判断一项产品是否符合规范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果人们无法证明违约的存在，那么法律将是没有用的。在任何地方所订立的协议都部分地依赖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一个法律体系在本质上可以是很好的，但是单靠它还不能产生市场所需要的信任水平。保证协议执行的非正式手段同时也是需要的。
在体育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则在执行时相互影响的情况。与商业生活相比，体育运动中的事务相对来说简单直接一些。正式的规则很明确，并且容易实施。裁判可以立即做出判断，不需要等法庭来裁决争端。然而，即使在体育比赛中，非正式的机制也有发挥作用的空间。
例如，英式橄榄球比赛中有发生暴力对抗的可能性。在这项运动中，不时会爆发猛烈的扯打场面，同时，运动员并没有穿戴美式橄榄球运动中所采用的那种保护性装备。在举行英式橄榄球比赛时，很容易出现乱阵的局面，运动员们相互扯打，争夺对球的控制权。此时，残暴的球员可能会乘乱朝着拿球者的头部或者腹部踢上一脚。要想限制这样的暴力行为，正式规则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在一片混乱之中，作恶的行为很容易逃脱裁判的察觉。不过，现实中的橄榄球运动相对来说还比较安全，那可能就是由于某种自我约束机制在发挥作用。因为违规者很清楚，他自己在抢到球以后很快又会被别人压在乱阵的底部，这就让他们控制住了自己的暴力倾向。
棒球运动给我们提供了一场类似的实验，来检验自我约束机制的作用。在棒球比赛中，投手有时会故意瞄准击球手的脑袋，扔出有伤害性的投球。投手当然会宣称自己是清白的，球只不过是在他的手指间打滑了而已。不过，对方的击球手曾这样评价纽约扬基队的罗杰·克莱门斯——一个臭名昭著的喜欢故意用内偏球攻击对手的家伙——“很可笑的是，他的球打滑时从来不向外偏”。为了阻止这样的危险投球，联盟引进了警告规则。在扔出第一个伤害性投球之后，裁判将会判罚一个警告，如果任何一方再扔出一个伤害性投球，那么第二个扔出伤害球的投球手和他的经纪人都将被驱逐出场。可是，球场上的老手们都认为，新的警告规则事实上将导致犯规行为的增加。因为在以前，如果本方的队员遭到攻击，像利奥·杜罗奇尔这样的球队经纪人会立即命令自己的投球手用伤害性投球进行报复。但现在，第一个扔出伤害球的投球手只会得到一个警告，而他的对手却不能够进行报复。所以说，棒球比赛引入的这项正式规则可能阻碍一项有用的非正式规则的实施。警告规则的效应可能事与愿违。如果球员们知道对方一定会进行报复的话，那么球场上的“意外的”伤害性投球可能会减少。
商业生活与体育运动一样，对于人们良好行为的激励既来自正式的规则，也依赖非正式的规则。法庭可能会有盲点，诉讼程序也可能很冗长而麻烦。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参与者就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自我约束机制，来补充合同中法律的不足。有时，这些机制甚至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就像我下面所要讨论的这个案例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