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一处重要铸铜遗址位于晋国都城新田（山西侯马）附近，此遗址兴盛于公元前6世纪早期到公元前4世纪早期。两个地点出土了数量惊人的铸铜所用的陶范（约5万件残片），侯马2号地点有许多粗简的作为铸造作坊的地下和半地下房屋，遗址还出土了用来熔炼金属的坩埚和煅烧用的鼓风筒。陶范使用当地普通黏土，但较为细腻并加入细沙，用于外范、内范和其他用途的陶土各不相同，尤其在硬度上，以达到所需的疏松或强韧。制范过程包含几项技术：翻制陶范先要制作模件；陶范内面细腻，外面粗糙；细节纹饰需要耗费工时，但完备的印模可用于许多外范；铸造前陶范要经过焙烧。
侯马出土了大量外范碎片。扁平铜器，如工具，由一对外范铸造，是遗址内存留最丰富的（3000件铜铲外范碎片，10000件带钩外范碎片）。较大的立体器物需要更复杂的成套陶范并经常使用预制件，工匠通过分层的成套陶范浇铸大型铜器，每层又包含多个部分，这些部分可由祖范迅速翻制。例如，为铸造一口钟需拼合94块外范和2块内范构件（图3-14），但模件和祖范的数量要少得多。各构件楔合成一体，然后用泥填补接缝，内范放置到位，调节好内外范的间距，浇铸锅置于陶范组合之上或制成陶范的一部分。
东周时期浇铸技术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进展：完善了传统的分范铸造工艺（见专题2-3“分范青铜铸造”）。多数器物仍采用侯马发现的陶范组合，一次浇铸成形。为制造附件使用了预制方式，小构件——如圆钮、把手或凸出的边缘——先分开浇铸，常用双范。然后将这些构件装到陶范组合中，当浇铸主体时便添加到器物上（构件也可焊接到主体上，但不常见）。另一种镶嵌技术也首先在南方的作坊中出现，将纯铜铸成镶嵌图案的薄片，然后装到外范的内侧面中，浇铸时便镶入主体，与冷镶嵌的效果相似，但不会发生脱落。
第三种工艺在春秋中晚期（公元前7世纪晚期—前6世纪初期）起源于南方的铸造场，为“失蜡法”。河南南部下寺遗址出土的许多铜器上复杂的立体缠绕的构件只能采用这种方法铸成，公元前5世纪晚期的曾侯乙墓见证了失蜡法更为广泛地使用。蜡条被塑成想要的构件，如下寺2号墓出土的祭案（图3-15）纹饰交织的面板，然后用泥封裹严密，经焙烧，蜡熔化，再注入铜液，多数失蜡法铸成的构件接下来还需焊接。
东周时期，强国拥有自己的铸造场，但除了晋国的侯马遗址，仍缺乏证据。商业性的交换和礼仪性的馈赠使铜器在国家和地区间流通，几个地区同时铸造着相似的铜器和编钟。位于中原的国家，包括晋，展现了地域传统。事实上，河南、山西和邻近区域遗址出土的许多铜器可能产自侯马，而北部（燕国、中山国和赵国）、东部（齐国、鲁国）、南部（楚国）和西部（秦国）发现的许多铜器是与众不同的。因此，任何有关东周铜器铸造的讨论必须区分地域传统并考虑更广泛的发展。
中国考古学者通过随葬品和铭文对出土铜器断代，这种方法建立起一个分期框架，并在继续完善中，当更多材料问世时可进行修正。出土铜器可判定所属国家，其主人有史迹可考，能帮助我们追寻地域传统。东周时期的器型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春秋早期和战国时期的铜器组合不易混淆。有些器型持续存在，尤其是用以煮肉的鼎、盛酒的壶、水器盘、匜（yí）。鼎的组合，尺寸和数目不同，有盖或无盖，通常构成礼器的核心。其他食器变化很大，西周晚期和东周早期的簋（guǐ）经过改善而后被其他器型取代，如豆、簠（fǔ）、敦（duì）及其变体，皆为有盖容器，其增多反映出对谷物祭品的重视加强。簠和敦都由两个相同的部分构成，分别作为顶盖和底腹，因而4件簠实际能供奉8种谷物祭品。酒器一般成对出现，独特的壶往往具有纪念意义，有些饰以精致的附件，使其在铜器组合中最为醒目。其他盛酒器包括各种罐和缶，是造型和纹饰较为简单的有盖容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