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井田制”逐步解体，出现新的土地所有制及赋税制度，如鲁国的“初税亩”、齐国的“相地而衰租”等。一些强大的诸侯开始建立直属于君王的郡县制，不再对土地进行分封。
二、各诸侯、卿大夫僭用礼乐的现象十分普遍。如《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享用“八佾舞”，即舞女8列，每列8人，共64人。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因为周公对周王朝贡献最大，为报答他的恩德，成王特许鲁国在祭祀的时候可以享受一些天子的待遇，享用八佾之舞，其他诸侯只能六佾48人，大夫四佾32人，士两佾16人。可身为大夫的季孙氏公然也动用八佾，让鲁昭公难堪不已，孔子愤然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三、分封制和宗法制遭到严重破坏，长子继承制度多不能施行，一些有权势的卿大夫在征战中势力壮大。如鲁国最大家族的大夫季平子逝世，儿子季桓子继位，而季桓子年幼，不能操控家族事务，权力落到管家阳虎手中。阳虎成为季孙氏临时当家人，也是鲁国第一权臣，领导三桓少主，执政鲁国。随着季氏等的后代年龄渐长，三桓势力逐渐重新抬头。可是阳虎不肯像周公那样主动返政，公然发动军事政变。
每逢乱世，总有人挺身而出，立志救世，孔子就是其一。孔子的理想非常明确：克已复礼——恢复周公那样的礼乐大治。
孔子以悲剧告终。除了自己的祖国，他还游历了14个诸侯国，可是没一国采纳他的政见，一个又一个诸侯国敬而远之。最后，他只好回家教书、编书，把梦想寄托于后人。
我认为，孔子失败的根本原因有两个：
第一，孔子所描绘的盛世不能让人信服。孔子认为周的礼仪制度是借鉴夏、商二代发展而来，非常完善。如果哪国重用他，很快就能让哪国再现西周盛世。人家要他证明夏、商、周三代礼制怎么演变，他说：夏礼我能说出来，它的后代杞国人不能证明；殷礼我能说出来，它的后代宋国人也不能证明，只因为他们没有文字资料和熟悉夏礼、殷礼的人。如果有的话，我也可以证明它！人们再问：那么在夏、商之礼荡然无存情况下，你如何学习夏礼、商礼？既然你仅仅通晓周礼，而不知夏、商之礼，那么关于三代之礼的因袭与损益，凭什么论断？他哑口无言，于是人们不相信他，也就更不肯用他。2000多年后的今天，考古技术比孔子时代不知进步了多少倍，但我们仍然无法替孔子给出一个富有说服力的答案。
世界古代史专家晏绍祥曾撰文指出：最早谈及“道德滑坡”问题的，是雅典享有“最无偏见的历史学家”之誉的修昔底德。当罗马共和国进入最后100年时，罗马人也开始讨论他们的道德崩溃问题。近代早期的欧洲，特别是17和18世纪，欧洲人对古代的道德也开始产生浓厚兴趣，并且把古代共和国的存在与发展，与古代人的所谓美德联系起来。所谓古代道德高尚，其实不过是人们因为对现状不满，把古代理想化的结果。修昔底德与孔子差不多同时代。由此可以引出另一个问题：儒家也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以道德说教维护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又以道德“今不如昔”之说诱导人们对现实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