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逃向海边(1)

终于,我对马兰说,决定离开上海,到她工作的安徽合肥定居。

马兰大喜过望,却又忧心忡忡:“你这么一个纵横世界的文化人,陷在合肥这样的小地方,会不会处处不便?”

我说:“正因为纵横世界,哪个角落都可以安居。为什么要结婚?就是为了走投无路时有地方逃,逃到老婆身边。”

比起上海,当时合肥还相当贫困落后。我们住在三里街一处简陋的宿舍里,我在那里写了《霜冷长河》和《秋千架》。

在合肥几年,我心里很安静。妻子经常要带着剧院到各地演出,一出去就演很多场。当时国内有几家报刊在全国各省做问卷调查,问广大民众最喜欢哪个剧种,最喜欢哪个演员,她领军的剧种和她本人,几次都名列第一。

她不管到哪个城市演出,都一票难求。即使在台湾大选期间,剧场外面每天晚上拥挤着几十万为选举“造势”的民众,没有一个剧团敢于在这种时候卖票,而她的演出还是场场爆满。在大陆很多城市,她都创造了连续演出场次最高的纪录。戏剧危机,在她身上从未体现。

她的顶级票房,没有牵制她大胆的国际化实验。而她的实验,也没有影响她的票房。

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戏迷,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联盟。如果她去北京演出,那个联盟的各地成员都会用各种交通方式赶到北京,由北京的成员负责接待。在这个群体中,我一律被叫为“姐夫”。这一叫,使得踉跄于陌路上的我也稍稍有了一点安全感。

但是,最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妻子几次回家,表情奇异地告诉我,不知怎么回事,上上下下突然都躲着她的目光。

一位刚刚退休的省委领导把她找去,悄悄告诉她:“他们的‘局’排定了,没有你。你还是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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