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我对马兰说，决定离开上海，到她工作的安徽合肥定居。
马兰大喜过望，却又忧心忡忡：“你这么一个纵横世界的文化人，陷在合肥这样的小地方，会不会处处不便？”
我说：“正因为纵横世界，哪个角落都可以安居。为什么要结婚？就是为了走投无路时有地方逃，逃到老婆身边。”
比起上海，当时合肥还相当贫困落后。我们住在三里街一处简陋的宿舍里，我在那里写了《霜冷长河》和《秋千架》。
在合肥几年，我心里很安静。妻子经常要带着剧院到各地演出，一出去就演很多场。当时国内有几家报刊在全国各省做问卷调查，问广大民众最喜欢哪个剧种，最喜欢哪个演员，她领军的剧种和她本人，几次都名列第一。
她不管到哪个城市演出，都一票难求。即使在台湾大选期间，剧场外面每天晚上拥挤着几十万为选举“造势”的民众，没有一个剧团敢于在这种时候卖票，而她的演出还是场场爆满。在大陆很多城市，她都创造了连续演出场次最高的纪录。戏剧危机，在她身上从未体现。
她的顶级票房，没有牵制她大胆的国际化实验。而她的实验，也没有影响她的票房。
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戏迷，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联盟。如果她去北京演出，那个联盟的各地成员都会用各种交通方式赶到北京，由北京的成员负责接待。在这个群体中，我一律被叫为“姐夫”。这一叫，使得踉跄于陌路上的我也稍稍有了一点安全感。
但是，最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妻子几次回家，表情奇异地告诉我，不知怎么回事，上上下下突然都躲着她的目光。
一位刚刚退休的省委领导把她找去，悄悄告诉她：“他们的‘局’排定了，没有你。你还是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