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中，国家的概念是崇高的，国家一词既是country，又是nation，并且也是state。在古老的中国，国的概念还与君的概念密不可分，因此对国与君的忠诚被视为极大的美德。但中国又屡屡发生农民革命与改朝换代的事情，不断地发生背叛、变节、归顺新主子的故事，这里常常发生政治道德政治价值上的悖论。从孔子治《春秋》时起，哲人们就致力于以说得通的政治道德政治价值论点来说明历史的变革。然而，这始终是中国的政治哲学上的一个无法完全解决的难题。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屈辱经验大大加强了国家观念的民族主义色调。爱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外来侵略压迫、拯救濒临灭亡的中华民族，一直是近现代中国最富有动员力的政治主题。
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与历史发展中，少有多元制衡的观念与实践。适应着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与严格的尊卑长幼秩序，儒家强调的是中庸之道，即通过抑制极端主义的偏激做法来维持社会的平衡。历史上中国人提倡忠君，同时又抨击暴政，要求君王爱民如子，并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同样，在提倡孝敬父母、师长的同时，提出“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儒家的理想包括了被统治者的忠诚与驯服，但它的前提是统治者的仁爱、谨慎、宽容和在道德教化方面的表率作用。至今，中国的执政党仍然时时强调党员干部的身教胜于言教；至今，中国共产党选拔干部的标准仍然是德才兼备，就是说，把一个人的道德表现、道德形象，视为担任干部的首要的条件。“仁政”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理想，这也是官员的腐败问题在中国往往会引发特别激动的情绪的一个原因。
中国共产党人强调自己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而无产阶级由于一无所有，由于失去的是锁链而得到的是全世界，所以是最大公无私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出个人利益应该无条件地服从革命利益。解放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周恩来为“学习雷锋”题词时提出要“公而忘私”“奋不顾身”。毛泽东的“老三篇”上出现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说法。中国报刊上还出现过“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的提法。“文革”中，提出了“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口号。当时有许多说法提倡大公无私。如“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把有限的自我，融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等。对个人利益的极端漠视，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妨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妨碍了文化、科学、艺术的繁荣。
早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人们已经提出张扬个性的启蒙主张。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大发展以来，人们更倾向于合理地界定与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注意运用个人利益原则来刺激劳动的积极性。在文化艺术上发展与张扬个性也被各方面所认可。与此同时，又产生了见利忘义、贪污腐化、道德滑坡、信仰危机以及社会犯罪现象有所增加的问题。中国的执政党与政府，则一直强调集体主义与继承革命传统，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希望能建立起一个富裕而且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迄今为止，这方面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简单的结论：
(1)中国的文化传统比较强调群体和集体，强调个人对自身的道德约束与个人对集体的奉献直至牺牲，这与西方的文化传统有所不同。
(2)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社会理想正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远非一帆风顺和轻松愉快，相反，这是一个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充满了价值失范的陷阱与价值歧义的冲突的过程，对这个过程做出轻率的判断和干预，是危险的。
(3)中国永远不可能全盘西化，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同时中国必然走向现代化，必然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人类的普遍价值观念的整合，并在这一整合过程中，做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