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旦人们创造了被称为“我们”的类别，他们便会稳定地将其他人看作“与我们不同的人”。“我们”的具体含义可以在瞬间发生改变：“我们”理智的中西部人与“你们”华而不实的沿海人；“我们”丰田普瑞斯用户和余下的“你们”那些耗油大王；“我们”波士顿红袜队球迷与“你们”洛杉矶天使队球迷（在此随便挑选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在实验室里用1分钟的时间创造出来，就像亨利·塔杰菲尔和他的同事们进行的一项经典实验中，那些英国男学生们身上所展现的。27塔杰菲尔向那些男孩出示了带有不同数量圆点的幻灯片，并让他们推测圆点的数量。他随意地告诉其中一些学生他们所说的数量估计过高，而告诉另外一些学生他们所说的数量估计过低，随后要求所有男孩完成另外一项任务。在这一阶段，他们有机会给其他属于过高估计或过低估计的男孩打分。尽管每个男孩都在自己的小隔间里单独工作，但几乎每个人都给他认为与自己的估计值相同的男孩（某个过高估计者或者过低估计者）打了高分。当男孩们从他们的小屋里走出来时，另一些男孩会询问他们：“你们是哪一组的？”答案会让同属一组的孩子欢呼，而让另一组孩子发出“嘘”声。
显然，与所驾驶的汽车类型和我们所能猜到的幻灯片上的圆点数量相比，“我们”的某些类别对我们身份的认同更为重要：性别、性征、宗教、政治倾向、种族、民族。如果感受不到自己从属于某个会赋予我们生命意义、身份认同、目标导向的群体，我们便会感到自己就像松散地漂浮在茫茫宇宙中的石雕，而这种感觉是难以容忍的。因此，我们会努力维系这种从属关系。进化论心理学家主张，民族优越感（认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民族或宗教是最优秀的）通过强化我们与初级社会群体的联系从而使我们得以生存，并促使我们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工作、战斗，甚至付出生命。当天下太平的时候，人们会对其他文化和宗教相当宽容。甚至会对异性也相当宽容。但是，一旦人们感到愤怒、焦虑或者受到威胁，他们预设的立场就会激活固有的盲点。我们固然拥有智力和深厚的情感这些人类的特性，但是它们也会变得麻木，它们就像哭闹的婴儿，并不知道喜爱、羞愧、悲伤或悔恨的含义。28
正因如此，我们才感到那些与我们相同的人更加亲近。但是，至关重要的是，由此我们可以为自己对待他们的方式进行辩护。人们习惯于认为是定型导致了歧视，例如阿尔·坎帕尼斯相信黑人缺乏成为管理者的必要素质，所以拒绝雇佣他们。但是认知失调理论表明，连接态度和行为的路径会从两个方向起作用。通常是歧视导致了自我辩护的定型：阿尔·坎帕尼斯缺乏说服道奇队率先雇佣一位黑人经理的意愿和魄力，因此他为自己做不到这一点而辩护，以使自己确信黑人根本不能胜任那项工作。同样，如果我们已经将另外一个群体的成员当作奴隶，剥夺了他们正常的教育或工作，将他们排斥在职业范围之外，或者否定他们的人权，那么我们便会利用有关他们的定型来为我们的做法辩护。通过让自己确信他们是毫无价值的、不可教化的、无能的、没有天赋的、邪恶的、不道德的、愚蠢的，甚至是低等的，我们便不会因为对待他们的方式而产生负罪感以及不道德感，而且我们理所当然地不会感到对他们持有偏见。我们甚至会喜欢他们中的一些人，只要他们清楚自己的位置不在这里，不在我们的俱乐部、我们的大学、我们的工作岗位、我们的邻里。总之，我们必须利用定型来为行为辩护，否则我们便会感到与我们同样的人或者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国家很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