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个是真实的阿尔·坎帕尼斯？是那个心胸狭窄的人，还是那个“立场正确”的受害者？都不是。他喜欢并尊重自己所了解的黑人球员，他在为杰基·罗宾森辩护的时候既不是为了出风头也不是因为有所期待，他只是陷入了思维盲点：他认为黑人完全能够成为伟大的球员，只是还没有聪明到可以成为管理者。而且他是发自内心地告诉科佩尔，他并不认为他的态度有什么错误；“我并不认为那是偏见。”坎帕尼斯并没有撒谎，也没有故作姿态。但是，作为总经理，他的立场应该是主张雇用一位黑人管理者，而他的思维盲点让他认为这不可能。
正如我们能够识别除自己之外任何人的伪装，正如我们显而易见地认为除自己之外任何人都会受到金钱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人所持有的偏见，唯独发现不了自己的偏见。由于有着自我保护的盲点，我们便认为自己不可能存在偏见，不可能存在对另一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持有非理性或者心胸狭窄的看法。由于我们不是非理性或者心胸狭窄的，因此我们对另一群体的负面看法便是合理的，我们对他们的憎恶便是理性的、有根据的。我们需要防范的是他们。就像那些敲打着无偏见之门要进入宽容博物馆的哈西德派犹太人——人们对自身的偏见通常视而不见。
偏见的出现，是由于人脑对信息的感知和加工具有类化的倾向。“类化”这个词语听起来要比“定型”更准确、更中性一些，但二者却是一致的。认知心理学家将定型视为帮助人们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有效决策的能量节约策略；它可以帮助我们迅速加工新的信息并恢复记忆；搞清楚群体之间的真实差异；预言（而且往往是相当准确的）其他人会如何行动或者如何思考。23我们会巧妙地依靠定型以及它所提供的瞬间信息避开险情、接触新朋友、选择某所学校或者某份工作，以及断定那个从熙攘的房间里走过的人是否会成为我们的一生至爱。
这就是它的优势。定型的缺陷在于它会缩小我们所观察的同一类人的内部差异，同时夸大不同类别之间的差异。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往往将对方视为势不两立的两类人，但是大批堪萨斯人希望在他们的中小学校里能够讲授进化论，很多加利福尼亚人不同意同性恋者结婚。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识别自己在性别、党派、种族、民族方面的差别，但是我们却倾向于根据自己所接触的少数人对其他群体进行概括，将他们所有的人都视为一类。这种习惯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社会心理学家玛丽莱恩·布鲁尔曾经对定型的性质进行过多年的研究，她曾经报告她的女儿从幼儿园回来后抱怨“男孩们都很爱哭”。25这个孩子的证据是她曾经看见过两个男孩第一天离家时哭个不停。当时已经是一位科学家的布鲁尔问道，是不是女孩子中间没有人哭。“噢，也哭，”她的女儿答道，“但只是有些女孩会哭。我就没有哭。”
布鲁尔的小女儿已经像我们一样将世界分成我们和你们。“我们”是大脑组织系统中最基本的社会类别，这是一种牢固的联系。甚至代词“我们”和“他们”本身也具有强烈的情感信号。在一项实验中，实验对象被告知要对他们的言语技能进行测试，一些无意义音节像xeh、yof、laj或wuh，被随机地与某个内群体单词（us，we，或ours）或者某个外群体单词（them，they，或theirs）配对。随后，要求每个人对这些音节引起他们快乐或者不快乐的程度进行评价。你可能会感到不解，为什么人们会对像yof这样的无意义单词产生情感体验，为什么人们会认为wuh比laj更可爱呢？然而，当无意义音节与内群体单词联系在一起时，实验对象就会对它们更加喜爱。26没有一个人猜到了其中的原因，也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了这些单词的搭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