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旅客们意识不到互惠的力量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吗？并非如此。但是，一旦落入了互惠的轮回，自我辩护便会接踵而来：“我一直想得到一本《薄伽梵歌》。”它到底讲的是什么？鲜花的威力是意识不到的。“那不过是一朵鲜花，”受赠旅客如是说。“那不过是一个比萨饼。”受赠医生如是说。“那不过是一笔小额捐赠，我们需要这样一场教育方面的研讨会。”做出捐赠的医生如是说。然而，鲜花的威力却是导致医生与制药公司代表联系的次数同这些医生随后通过处方开出的药品价格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的原因之一。“那位医药代表的介绍已经使那种新药颇具说服力。或许我可以尝试一下，病人服用了那种药好效果可能会很好。”一旦你接受了礼品，不论它的价值多么小，这一过程便开始了。你会感到必须有所回馈，哪怕一开始仅仅是来自你的关注、你倾听的意愿、你对赠予者的同情。最终，你会更愿意向赠予者提供你的处方、你的裁定、你的选票。由于自身盲点和自我辩护，你的行为出现了变化，但是你对自己的理性和职业操守的看法却始终如一。
卡尔·艾略特是一位生物伦理学家和哲学家，他曾经对利用小礼品骗受害者的手法做过大量描述。他的兄弟哈尔是一位精神科医生，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制止一家大型制药公司代表的游说的。他们首先请他去给一个社团讲解抑郁症。为什么不去呢，他思忖着；这是一种公共服务。随后，他们要求他去给一家医院做同样主题的报告。接下来，他们开始对他所讲的内容提出建议，竭力主张他不要再讲抑郁症，而是讲讲抗抑郁剂。随后，他们告诉他可以安排他在国内通话系统上进行讲解，“那的确是一个收入来源”。随后，他们请他讲解他们公司新推出的抗抑郁剂。回想到这一切，哈尔告诉他的兄弟：
你就像是一位去参加一场舞会的女士，你的老板对你说，“帮个忙，对那边的那位男士友好点。”那个男士看起来不算差，而且你也孤身一人，于是你说：“为什么不呢？我可以做到热情友好。”不久，你便发现自己坐在一架没有标志的飞机上，正在前往曼谷的妓院。你开始大叫：“不，我并没有同意这样做！”而此时你不得不扪心自问：“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卖淫的？难道是那场舞会吗？”22
当今，即便是专业伦理学家也在赶往那场舞会：看门狗被它们一直训练要捕捉的对象——狐狸所驯服。制药和生物技术企业向生物伦理学家们提供咨询费、承包合同以及酬金，而这些生物伦理学家的研究报告可能恰恰涉及医生和制药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卡尔·艾略特曾经描述了他的同事为接受资助所进行的自我辩护。“代表公司进行磋商的辩护者们，往往会对来自要求他们放弃公正性或者从客观伦理批评立场上退却的企业资助不屑一顾，”艾略特写道，“‘客观性不过是一种神话’，德伦左（生物伦理学家）告诉我，她从女性主义哲学的角度出发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她认为现实中没有人会参与一项结果与自己毫不相关的活动。”这是一种减少失调的很聪明的说法：“无论如何，完全客观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最好还是接受咨询费。”
托马斯·唐纳森是沃顿商学院伦理运动的负责人，他通过将伦理顾问比作独立核算公司（这类公司会聘请相关人员对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对此进行了辩护。为什么不对他们的伦理进行审计？不过这种自我辩护的尝试仍然没有超越卡尔·艾略特。“伦理分析与财务审计不存在任何相似之处。”他说。一个会计师的违法行为可以进行检测与验证，但你如何去发现一个伦理顾问的违法行为呢？“你如何去说明一个伦理顾问是因为合法的理由还是因为金钱从而改变了自己的主张呢？你如何去区分一个顾问是因为他的诚信还是因为他支持公司的计划才被雇佣的呢？”23不仅如此，艾略特还讽刺道，或许我们应当感谢美国医学会专业规范与法律事务委员会所提出的一项倡议，这项倡议就医生接受药品企业的礼品进行了指导。同时，这一倡议也得到了来自伊莱利利公司、葛兰素史克公司、辉瑞有限公司、美国药业集团、阿斯利康药业公司、拜耳公司、宝洁公司、惠氏–艾尔斯特制药公司共计59万美元的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