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自我辩护与我们有意的选择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得更为复杂，至少我们知道自己会对它有所期待。但是，它也会出现在我们没有明确理由的行为之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坚持某些信仰或者遵从某些习俗。例如，在引言中我们曾经介绍过的，苏丹丁卡部落和努尔部落用鱼钩拔掉孩子们几颗门牙的习俗——那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人类学家认为，这种传统是从破伤风流行的某个时期开始的，拔门牙可以保证孩子摄入某些营养。但是，假如这就是理由，那么为什么在危险过去之后，村民们仍然坚持保留这种习俗呢？
透过失调理论的视角，在局外人看来毫无道理的习俗便能变得完全可以理解。在流行病传播期间，村民们可能已经开始拔掉所有孩子的门牙，这样当孩子感染了破伤风后，家长可以帮助他们进食。但是，让孩子们经历这一切是很痛苦的，特别是遭受疾病折磨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为了更好地在自己和孩子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村民们只好在既成事实出现之后通过夸大这种做法的好处来支持自己的选择。例如，他们可能会让自己相信，拔掉牙齿具有审美价值（呀，凹陷的下巴的确富有吸引力）；他们甚至可能将这种外科手术式的折磨作为一种步入成年的仪式——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没有牙齿才是美的，”村民们说，“那些牙齿完好无损的人是丑陋的：他们看起来就像会吃人的野蛮人。长着一副完整的牙齿，会让人看起来像一头蠢驴。”没有牙齿的人还有另外一些审美价值：“我们喜欢他们在说话的时候发出的嘶嘶声。”为了让惊恐的孩子们消除疑虑，家长会告诉他们：“这种仪式是成熟的标志。”15这种做法最初的医学理由早已消失，但人们心理上的自我辩护却仍然存在。
人们倾向于认为，作为聪明而且具有理性的个体，他们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做出选择。因此，当你要向他们指出其行为的真实理由时，他们有时会感到不高兴。艾略特在他的加入仪式实验之后获得了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在每一位参与者做完实验之后，”他回忆道，“我会详细地向他们介绍这项研究，并对失调理论进行认真回顾。尽管每一位经历了严苛加入仪式的人都声称，他们发现了预设的计谋并且发现大多数人是如何受到加入仪式的方式的影响，但是他们都费尽心机地向我保证：他们喜爱这个组织，这与严苛的加入仪式无关，他们喜爱这个组织是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且，比起那些温和加入仪式条件下的人们，他们对自己的组织的确更加喜爱。”
没有人不具有减少失调的需求，即便是那些了解这一理论的人也不例外。艾略特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当我还是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名年轻教授的时候，我和妻子厌烦了租用的公寓，于是在某年的12月份，我们着手购买自己的第一套住房。在能够支付的价格范围内，我们仅找到了两套价位合理的房子。其中一套比较陈旧，但很讨人喜欢，步行便可以到达校园。我对它更加喜爱，主要是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让我的学生们来家里开研讨会，一起进餐，可以扮演一个时尚教授的角色。但这套房子位于一个工业区内，没有太多空间可供我的孩子们玩耍。另外一个选择是一套空旷的房子，比较新，没有隔离带。它位于郊区，驱车到校园有30分钟的路程，但不远处就有一个湖泊。在对这两个选择翻来覆去地考虑了几周之后，我们决定选择位于郊区的那套房子。
“搬进新居后不久，我注意到报纸上有一则出售二手独木舟的广告，为了给妻子和孩子们一个惊喜，我迅速将它买了下来。当我在一个冰冷的冬日，带着那只独木舟回到家里的时候，妻子瞧了一眼便大笑不止。‘有什么好笑的吗？’我问道。她说：‘去问利昂·费斯汀格吧！’当然，此时我已经为自己在郊区购买这套房子产生了太多的失调感，我必须马上做点儿事情来证明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不知如何设法让自己忘记此时正是隆冬时节，而且在明尼阿波利斯，从湖面解冻到可以泛舟尚需数月。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有意无意地一直在使用着那只独木舟。整整一个冬天，即便是当它静静地躺在车库里的时候，它的存在也让我对自己的选择感觉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