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明先生谈及当下时曾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天然地具有不带偏见的批评政府的自由倾向。这种倾向的产生便是缘于社会良心。而社会良心，产生于对利益的超脱和漠视、对公正的崇拜和信仰，还有人性的爱。”克明先生还说，阅读历史，阅读社会分裂的过去时代，得到的经验就是，不培养“仇恨和分裂”。
这在家族的历史记忆里走向了统一。因为任均老人的回忆即如此，而冯友兰先生，这位被李慎之先生称为“可超而不可越”的哲学巨人，在晚年的实践思考中即为国家进步尽了自己的经验智慧。遗憾的是，今天主流学界多忽视了冯先生的贡献。
1989年春夏之交，北大三角地极不平静，引人注目的消息接连不断，其中有一张北大教授们签名的大字报，排名第一位，就是冯友兰。季羡林和张岱年等七位大牌教授，排在冯先生之后。在此之后，则“以下基本按姓氏拼音顺序”。对于冯先生异乎寻常的表现，海外的林中明先生及时地冒犯而问：“为什么您这一次，率先签名，抗议政制贪污？”据说冯先生静默了一会儿，慢慢地回答：“这是为了中国的进步，我所应该做的事。”
这符合冯友兰先生的性格。他是一个平实的人，他不会慷慨激昂，或高论一时；他不会如新潮的理论家动辄到海外借来他人的理论，说什么告别革命、非暴力取胜一类的话，他用的是自家的宝库。
冯友兰曾被视为变节，阿曲毛泽东、江青，海内外士人因此对他失望，进而将他那深入浅出的思想当做没有知识价值或思想含量的东西。这种悲剧，一如本文开始时所述，实在是国家、社会的悲剧。真正的精神生长如此艰难，而新新人类或学界的新人类们竞相引来新奇的理论框架，以图框架住中国革命、毛泽东或他们以为的某个历史事件。
冯友兰晚年到了自己“飞龙在天”（冯自语“海阔天空我自飞”）的阶段，但他并没有像其他曾跪伏、后站起的人那样，把毛泽东和中国革命踹上一脚，或用各种材料、理论来证明其罪恶。冯尽可能还了毛泽东一个历史公道，冯说：“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且被认为是思想上的领导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在几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师’的地位和职能。因此，他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的功绩，也犯下了别人所不能犯的错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其性质是大不相同的。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