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与发生在狭长的、两侧高墙耸立、连扇窗也没有的胡同里大为不同，甚至截然不同。
必定起先理论，继而争吵，接着互骂，终于拳来脚往大打出手。
为什么情况不同了呢？
乃因——在前边那种胡同里，无一看客。连个推开窗在屋里往外看的看客都没有。即使扯开嗓子大喊大叫，一时半会儿都喊不来一个看客！
而在行人络绎不绝的步行街上，或有一拨又一拨站在东西南北斑马线前等待过马路的人的十字街头，看客是转眼间就可聚集在一起的。
弱势的一方因对此点的正确判断而不甘表现屈辱。这种判断基于一种特古代的经验，通过一百年又一百年，一千年又一千年的文化放大、凝固，再放大再凝固，最终形成人脑区的一种在有围观者即看客之情况下的基因；其暗示便是——有人群的时候必有正义。
确乎，在古代，差不多便是如此。人群中每有壮士挺身而出。古代之中国，习武的男人多。他们从体格上往往与众不同，故曰壮士。十之八九的壮士，又都巴望着有机会证明自己还是义士。义士应是见义勇为的。由壮士而义士，是壮士的进步、壮士的荣光。但时下之中国，已与古代不能同日而语。时下的中国胖子很多，壮士很少。时下的中国，健身或健美的男人很多，习武的男人有限。健身与健美，并不是为了当义士。即使真的从体格上看疑似壮士，内心里却很可能与被当街欺辱的人一样同样是弱者。
这对不甘于表现屈辱的人是不利的。特古代的那种基因斯时所发出的经验信息，其实越来越靠不大住了。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往往以强欺弱的现象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和眼前，中国的看客只一味地看“热闹”，抑暴护弱的汉子越发少了的原因。
那么当众持强欺弱的人是怎么想的呢？
比之于被欺辱的人，他们对围观者也是有判断的。他们的行径，绝非偶然。乃习性使然，遂成必然。鲁迅小说《药》中的牢头红眼睛阿义，便是他们中的典型。若论身份，一个牢头，只不过是衙门的链子所拴的一条狗而已。但是在即将被问斩的夏瑜面前，他俨然便是一个极强势的人物了，故他对夏瑜便特凶恶，敲诈不成，于是扇夏瑜的嘴巴子。又如《水浒传》中的牛二，比红眼睛阿义还要典型。牛二本一市井无赖。我们都知道的，无赖而结帮，也是有“领袖”的。想必那牛二从年轻时起便是青皮，街面上混的年头多了，由青皮而泼皮，很有些追随者了。那么一个大恶没胆做、小恶似家常便饭的东西，在脸上被烙下了“配军”二字的杨志面前，于是大耍无赖，蛮横至极。结果，惹得杨志怒起，一刀将他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