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技术一直进展缓慢，直到20世纪才取得长足进步，使发达国家人均寿命从45岁延长到75岁，甚至更长。大众化的金融体系有潜力帮助我们在生活质量方面取得同样的成绩，能够帮助减少那些影响我们生计的风险，也就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古代由于缺乏信息技术手段，人们才开发出了最原始的什一税和天课等风险管理工具。19世纪80年代的信息技术手段使得德国人可以通过粘贴邮票的方式实现社会保险的基础信息积累，虽然原始，但是有效。当代信息技术应该能让我们做更多的改进，如果把信息都纳入本书介绍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如果真的使用指数型会计单位，那么风险管理工作就能取得长足进步。我们不应该继续沿用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模式发展社会保障的养老保险，应该将其改造成一种跨代风险分摊体系，根据现有的信息，将重大的跨代风险集中起来进行管理。
在具备新信息技术手段的前提下，累进式税制和所得税抵免带来的社会效应自然会变得更系统、更可靠且更广泛。经过改进后的信息技术手段应该使人们可以简便地使用指数型会计单位重新报税，从而消除现在普遍存在的税务异常情况。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把税率结构重新塑造成一种不平等保险。实际上，不平等保险的提案与所得税抵免非常相似，因为它提议根据个人的实际收入计税，赚得越多，存留的部分越多。但不平等保险的倡议将人们的关注点转移到税收的实际结果上，也就是纳税之后形成的实际不平等程度，也就是说我们如今从所得税抵免上获得的好处将变得更广泛、更系统，而且受益人也不再局限于低收入人群。
能够利用当代信息技术之后，失业保险带来的好处也能被极大地扩展，我们也能更准确地解决道德危害的问题。我在本书中倡议的生计保险是根据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中记录的个人需求量身定做的，能够从当前比较原始的失业保险中分担很多风险管理的职能。
本章介绍的社会保险体系中，没有任何一种具备国际化的特点。实际上，目前国际间的风险分摊还处在最低的程度。风险分摊只有在风险敞口差异极大的人之间进行才有效，而且需要由本书提倡的宏观证券和国际风险分摊协议推动实现。当今世界各国之间人们的生活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如果我们能够以金融手段管理这些大型国际风险，我们就有可能缩小这种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