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时，我们才会意识到，德国可能是唯一适合进行此类慈善实验的国家。因为德国的行政体系已经足够繁杂、足够敬业、足够沉稳、足够公正，所以其执行这种计划能够保证应有的效率和低成本。
尽管存在诸多质疑，德国的养老保险体系运行非常有效。当别的国家亲眼看到这种创新取得良好效果之后，他们像照搬其他创新一样，照搬了德国的社会保险创新。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他国家在推出类似方案时都是以德国为榜样的。1908年，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戴维·劳合·乔治从德国访问归来后即开始提倡类似的社会保险体系，他曾说：“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德国的年金体系从其构架上来讲就如此庞大。我当然也没有意识到，其运作是如此成功。”1911年，美国的路易斯·布兰代斯也曾说，根据他的观察，如果沿着德国、法国和英国的道路前进，必然能够提高“社会效率”。
德国能在19世纪80年代发明社会保险体系，固然得益于其政治体系的优势，但同时也得益于其他一些因素，比如民众的创新精神，以及公众对社会保险的公开讨论。德国社会保险的真正起源来自政府之外的思想家们。当时共产主义的传播促使人们开始在论坛或公开会议上广泛地讨论“社会问题”。1872年，社会政治社团在德国成立，其目的就是进行社会政策创新。
所有这些公众讨论使得政策制定者们开始考虑，是否有可能超越保险概念的传统局限。经济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施穆勒曾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和柏林任教，他同时也是社会政治社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施穆勒曾对19世纪的社会进步做出以下评论：
我们本世纪所取得的社会进步当中，最显著的一方面就是在所有可以想象的领域都推出了保险制度。保险本就应该从上等社会传播到普通大众阶层，这是相当符合逻辑的发展趋势；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以保险这种工具消除贫困；在日后，在创建为老年人提供生活保障的基金时，应该越来越多地以保险这种稳固的原则为基础。
社会保障养老保险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德国国民针对这个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和实验，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意识到人类本能的心理因素是遏制有效和全面的风险管理工具在过去成为现实的主要原因。德国出现的创新既是保险概念不断复杂化的结果，也标志着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开端。起初，进行这种社会保障实验的人需要具有极大的胆量，而且饱受民众的质疑，当人们亲眼看到这种实验获得成功之后，其模式被世界其他国家争相效仿，其核心理念也被沿用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