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另一种疗法会对我更有帮助。要是我没有念念不忘如何成为一个女人，要是我的精神医师没有对我生命中那些手术永远改变不了的部分耿耿于怀，那么，我可能会对变性经历更加坦然。但结果是，最后媒体的曝光迫使我去谈论自己变性的事实，这种面对真相的方式痛苦至极。
——卡罗琳·科西，《我的故事》，1992年
另一个促使跨性别者保持沉默的原因则是跨性别亚文化本身的一种迷思。这个迷思认为，两三个变性人聚在一起，别人就更容易识破他们是变性人——这样他们就无法蒙混过关了。我可不信这一套。
我认为，变性人相互回避，因为我们都戳到了彼此的痛处。
我们每个人，不论是不是变性人，都从小形成了一种世界观——以此让我们的经验变得可信，使我们的存在变得合理，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具备的疯狂辩护。不是变性人的大多数人可以把自己的世界观泊靠在文化的规范之上，而所有的杂志、电视、电影、电子讯息公告栏以及与日俱增的无数传媒手段都会宣扬这种世界观。
而变性人在这个文化中既得不到媒体公正而准确的呈现，也得不到社会的尊重，所以我们的世界观是在孤独中形成的。孤独之中，我们摸索得出自己遗世独立的缘由。迄今为止的所有关于跨性别经验的文献都无法帮助我们形成一种与其他跨性别者一致的跨性别世界观，因为迄今为止的所有性别理论和变性理论都不是由变性人自己写成的；不是变性人的作者们，无论多么出于善意，也不过是在努力让我们嵌入他们的世界观之中而已。而跨性别者早在幼年就已开始学习如何向自己解释性别了。
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在地下室玩儿，藏身角落，无人打扰。那里有一把旧椅子，我在上面安上了各种电线、盒子以及仪表：它是我的性别转换机。我会坐在椅子上，拨动表盘，只需轻轻一按，我就开始了一场想象中的冒险。我幻想自己是个小女生，而且通常是个豆蔻年华的女同性恋，就像南希·德鲁或者长袜子皮皮那样。
多数变性人选择相信世界上只有男人和女人、没有中间地带的理论：他们赞成性别体制。曾几何时，我亦如此——我只是知道我必须二选其一——因此，在我的世界观里面，我觉得自己是个错误：一件需要被修理的东西，修好了才可以天衣无缝地放进其中的一个类别里。
变性人自己发展出来的世界观有着非常微妙的差异。只需和几位跨性别者交谈一下，你就会发现，从前看似寡淡无味的性别概念，其实是多么丰富而细腻。
在和其他变性人的接触中，我们带入了对自我存在的独特解释，而其他的变性人也毕生都在建构他们自己存在的理由。相见之时，如果我们的世界观迥然不同，那么我们就会威胁到彼此对这个世界的基本信念——我们会威胁到彼此。所以，与其不欢而散，不如老死不相往来。在我写下这一切的时候，情况已经开始改变了。变性人和其他的跨性别者终于坐在一起，彼此了解，彼此对照——而我们发现，原来是主流文化出了问题。因为共聚一堂，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开始接纳自己、接纳彼此。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开始向这个要求我们缄口不言的文化发出抗议。
我们所处的这个文化倾向于牺牲掉经验的个性，以保障一种可被更多人接受的共性。结果，我们有了麦当劳，却吃不到真正可口的食物；我们到处修建度假旅馆，却找不到一个真正宜人的家；我们整天读着《今日美国》这样的无聊报纸，却看不到针砭时弊的时评和社论。如此情形，俯拾皆是。
我们的灵魂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但是，我们把自己拴死在既得的社会身份和归类之上，以方便向更多人推销自己。我们使用那些最不会发人深省的头衔，也许，我们正是如此成为男人或者女人，并且对此身份甘之如饴。
要把我们从这种文化所强加的羔羊式的沉默中解放出来，首先就要让跨性别者开始彼此交谈，诚挚提问，洗耳恭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