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依靠生理特征判断性别这一做法有何社会效应，苏珊·布朗米勒在其著作《女性气质》之中有过精辟的分析。
行为线索：包括举止、体统、礼节、风度。和生理线索一样，行为线索也是因时代和文化而异的。诸如“亲爱的艾比”等专栏常常免费向读者提供特定性别举止规范的建议。而我所能想到的多数行为线索都和我们如何占用空间有关，不论其时我们是独处还是群聚。
也有人指出，举止不是在关于礼节的书本中讲授的。相反，举止是我们从别人那里学到的一系列信号，而多数信号都标示着一种居于高位（男性）或者身处低位（女性）的成员身份。承认不同性别有不同的举止规范，就是承认性别是一种阶级体系。
此即一例：当我学习以女性身份生活时，我被告知在外走路时应当避免目光接触；直视他人的眼睛是男性才有的行为。现在，我有时会转移目光，有时又会直视对方的眼睛——和恪守这一行为准则相比，玩弄它显得更有意思。而“婆”的方式（不是女人，而是“婆”）则是和对方短暂地对视（对方通常是个“T”）,目光很快移开，然后再慢慢地把目光移回，最后看定那个“T”：好，够有形，就是你！①[4]
在我参加过的很多变性人或变装者会议上，当谈到“蒙混过关”（passing）这个话题，大家都对行为举止强调有加：谁起身握手？谁先出电梯？谁开门？谁点烟？为了在这个文化中以女人的身份过活，这些都是我需要学习的东西。我从未质疑过这些准则，或将它们视作一种压迫，直到我开始接触女性主义的著作。
文本线索：历史、档案、姓名、社会联系、个人关系——不论真假——它们都支撑着当事人所希望获得的性别归类。在这个文化中，一个希望被归为男人类的人可能会给自己取名伯纳德，而不是布伦达。
在宾夕法尼亚州，把我的名字从阿尔伯特改成凯特并不困难。只需要到法院填写一张表格，然后在法院认可的某份报纸上找个不起眼的“启事”栏目刊登即可。易如反掌。麻烦的事情却是更改我所有的档案，其中驾照尤为有趣。在我完成变性之前，我已经因为穿女装持男性驾照而被警察拦下过一次。我可不想重蹈覆辙。
任何驾照变更都需要亲自前往机动车管理处。当时在福特航空公司上班的我，趁着午餐休息时间来到管理处，和其他想要变更驾照的人一起排队。一位男性警官跟我调情，我不知道要怎么回应，于是只好看向别处。等我终于排到桌前，他问道：“小姐，有何贵干？”
“我要改我驾照上的名字。”我小声说。
“刚刚结婚？”他兴高采烈地问。
“呃，不是。”我回答。
“啊，那就是刚离婚！”他喊道，声音里面多了一丝希望。“来看看你的驾照。”我把写有男名的旧驾照递给他。他瞥了一眼，明显没有注意上面的内容。“往那边，亲爱的，去做个测试。很快就好。哦，”他眨了一下眼睛补充道，“要是还有任何特别要求，你尽管回这儿找老弗雷德。”
我撇下弗雷德去测试区排队。在下一位警官那里，我出示了驾照和法院批准我改名的表格。这一次，警官没有对我的驾照看一眼就放行。相反，他看看我，又看看证件，再看看我，再看看证件。最后，他满脸严肃地指了指测试的小隔间。当我朝格间走过去的时候，老弗雷德喊道：“亲爱的，他们对你还好吗？”我还来不及说话，那第二位警官就朝老弗雷德狠狠地骂了一句，让他别闹了，先看清楚我的证件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