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藤亲载，《泰国人与日本人》（学生社）。在泰国，没有“契约”的概念。无论日本人，还是泰国人，“都不喜欢将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谈判是一种以心换心的事情，“嗯嗯，不是挺好吗？”“这个地方总会……”这样的默契同样适用于双方。日本人与泰国人都是“非契约性的国民”，因而两国之间商业活动的进展非常顺利。
这当然并不是说日本与泰国之间具有特殊的亲和性，而是说，在密切的人际关系中，将关心和面子放在第一位，是在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国都能够看到的文化现象。
在某日资企业工作的泰国人写下的以下的感想颇具象征性意味。
我们生产的车辆出口到老挝，为了了解销售状况，我去了老挝一趟。现在我算是明白了日本人的情况。从前，日本人批评我们懒惰，说我们的行政机构拖拖拉拉。当然，对这种批评我们不抱有好感，因为我们觉得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了。但到了老挝之后，我才发觉我们自己因同样的事情在批评老挝人。
亨利·霍姆斯等，前引书。欧美的专家们为寻求“经济成长的奇迹”而来到日本，发现了亚洲农耕社会的各种特征，如“耻”、“和”、“表和里”等，他们将这些看作“日本的特殊性”。接受他们观点的日本人也认为自己是一个“特殊”的民族，从而写下各式各样的“日本人论”，流行一时。
然而，日本人真的很特别吗？我们社会文化、习俗、行为规范中被认为是独具“日本性”的东西，实际上绝大部分是亚洲世界中极其普遍的东西。
洪水吞噬曼谷时，泰国民众相互安慰、相互帮助，面对灾害，泰国社会并没有出现大的混乱。
此外，泰国政府与军队之间、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相互推卸责任，政府发言人在告知民众洪水到来时脸上泛着淡淡的微笑，因而缺乏统管的灾害现场为朝令夕改的指示所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