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了逼蒋抗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共“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主张，同时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
转眼到了1937年，国内形势加剧紧张，日本侵略者加紧了侵华步伐。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进入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在国难当头之际，开始放弃不抵抗政策，号召全民抗战救国。8月2日，蒋介石邀白崇禧赴南京共商抗日大计。
此时，李宗仁一方面对形势判断错误，认为日本人不可能行动太快；另一方面桂系能够在国民党中长期不倒，得益于李宗仁、白崇禧的通力合作。李宗仁担心蒋介石搞阴谋诡计，让白崇禧去南京是借此分化他们。李宗仁反对白崇禧赴南京应招。去还是不去，白崇禧自己也举棋不定，一时难以抉择。
桂系上层拿不定主意，在这种情况下谢和赓十分着急。桂系刚与国民党中央和解，过多的猜测最终会导致合作的搁浅。谢和赓连夜写了一封长信直呈白崇禧，建议白崇禧以民族利益为重，迅速赶赴南京。信中他分析说，随着日本侵略者加紧侵华，抗日救亡已成为国家最大的事情，现在全国上下一致要求抗战，在这种时候蒋介石不会也不可能一意孤行。只有去南京，才能实现全面抗战，而桂系才能借机打出广西，把自己的力量深入到蒋介石的统治区，从而提高桂系在全国民众中的声望。李宗仁、白崇禧才会成为广大人民拥护的英雄。
此前白崇禧曾担心去南京蒋介石会扣押自己，因为“西安事变”后老蒋就违背承诺扣押了送他回去的张学良。读过谢和赓的信，白崇禧如释重负，他认为谢和赓分析得很有道理。这封信审时度势，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对老蒋的判断切中要害。一句话，在民族危难、大敌当前之际，蒋介石不会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加害于他白崇禧！暗自佩服谢和赓“有胆有识”、“深明大义”的同时，白崇禧决定去南京与蒋介石会面。
白崇禧力排众议说服了李宗仁和其他将领，决定应招赴南京，并决定由刘斐、潘宜之、黄秀陆三位少将随从。侍从、参谋、副官、军需人选也很快有了决定，但机要秘书人选却成了问题。“少壮派”的文职干部纷纷向李宗仁进言，表示曾随白崇禧工作多年，愿一块前往。白崇禧认为这些文职干部油嘴滑舌，善搞阴谋，无事生非，对这些人他并不喜欢。但是，为了应付那些想随他去当机要秘书的人，经过缜密的思考，他便胸有成竹地对李宗仁说：“暂时只带参谋、副官和高级随行人员。为了办理与省外回教人士联络和我个人私事，我带谢和赓教官去（当时谢和赓担任广西民团干部学校的教官）。”白崇禧之所以这样讲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那些争当随行秘书的人反感。
8月4日，白崇禧乘蒋介石派来的专机飞赴南京，谢和赓随机一同前往。白崇禧能够前往南京以及为何指名要带谢和赓前往，都是那封长信起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