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不是没想过要改变社会，因为他比周围的同学更不满、更聪明、更有能力也更有余力和资本。他也知道，中产阶级的孩子，才是社会变革和新陈代谢的力量。
然而，那也许是很多年很多年之后，当他可以不必理性而实际之后的事情了。如今，这块土地无论给小文提供多么美好、富裕、成功的未来，他都不稀罕，宁愿连根拔起地离开。
小文移民加拿大的事情，周围的朋友很快就全都知道了。有羡慕的，也有鄙视的。他在宿舍里，仍然会和那个又红又专的党员就意识形态的问题吵起来，那个同学会语带轻蔑地回复：“你有什么可吵的，你已经是加拿大人了。”
他想反驳，说自己是“曲线救国”，想想，还是罢休了。
2011年9月
附记：
这篇文章的主角是我大学时代的一个朋友。
他毕业后就去了加拿大，如果安心待满四年，就能够获得加拿大国籍。他出国之前，我对他说：“我每次出国，都会有种文化自卑和民族主义混杂的复杂感情，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他笑道：“那是你内心不够强大。”
半年之后，他给我打电话，说自己从“愤青”变成了一个“爱国青年”，很烦那些整日说中国不好的同学，他的父亲像国外中餐馆那样用公筷都让他非常不满。
一年之后，他在和父亲去夏威夷度假的飞机上说：“让我回北京吧！只要让我回北京，我干什么都可以。”
现在，他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朝九晚五，也时常抱怨空气与水、抱怨堵车、抱怨生活，但从未想过回到父亲为他安排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