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3)

有一位北大的老教授评论我们这一代,说这一代的年轻人很冷,“而且是一种不舒服的冷——缺乏热情,缺乏善意,对待周围的事物,尤其是对待人(可以说是包括自己的亲人在内的一切人),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冷漠”。他本来想把这一代称为“冷漠的一代”,后来觉得过分了一点,就把它改成“调侃的一代”——“最大的特征,就是自以为把什么都看透了,不相信世上还有真诚的东西,所以对什么都调侃,已经没有敬畏之心了。”

那一年,韩寒出版了《三重门》,像是照明弹爆炸一般,多重效应让死而不僵的教育系统瞬间显形,照亮了青年自我认知的一条崭新的小径,引来了众多亢奋叛逆的追随者。

之后的几年,我也稀里糊涂地参加了许多莫名奇妙的“新”字头活动——“新青年”“新生代”“新概念”。这一类的活动组织者常常面目模糊、神出鬼没,每次到了我们需要吃饭的时间就消失了。我们只好挤在狭小的宾馆房间里,大声热切地讨论文学艺术,假装忘记了吃饭的生理需求。

每次集会,大家只不过在同一句宣言上反复辗转——“世界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到底,世界还是我们的。”话说完之后,呼告者总要深深吸一口烟,把脸掩盖在烟雾中警觉地打量四周,含有一点警告的意味。世界虽然是我们的,但为了避免冲突,大家还是各走各路隔开距离,公平分据地盘。

当年,我们这些“新”字头的青春作家,既要拉帮结派,又忙着划清界限,最后还是身不由己被合并同类项。我也曾被划到“残酷青春”的流派里,照片被处理成黑白的,印上触目惊心的“疼痛”两个字。我自己倒觉得我从小到大并无坎坷,不觉得有什么愤怒非呐喊不可,有什么委屈非呻吟不可,但是大家都指着自己的伤口雪雪呼痛,我不和一嗓子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2004年,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那个爱上网的同桌家里出了事故,他的姥姥姥爷死了,他的父母姑舅去奔丧时又出了车祸,只有他的母亲活了下来,受了重伤。这个消息是班主任挨个网吧找,才找到他通知的。

老师为了教育我们,开了一次班会,还专门把他母亲找来。他的母亲眼睛里插了一根导管,憔悴晦暗。我的同桌站在讲台上,低着头,形容惨淡。那是一场混乱的班会,批斗、忏悔、原宥不断循环。他哭,他的母亲哭,我们也哭。

最后,老师大声问我们:“我们该怎么办?一起说——”““我们要拯救他!”“我们要不要带着他一起走?一起说——”“我们要带着他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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