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议论似乎颇合大清末年立宪党人的心意，两者一拍即合的地方在于都不是简单地为专制君主辩白洗刷，而是敏锐感觉到在如何汲取旧制度合理变革成分时君主所起到的象征作用。所以当年遭大清通缉的革命党人嘴边老是念念不忘地挂着法国革命，立宪党人嘴里念叨最多的却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康有为就觉得法国革命流血遍地，不值得大清效仿，应该改走平和路线。不幸的是，康圣人的预言没人理会，大清终究沦为革命的绞肉机。当年立宪党人杨度就说过类似的意思，君主的位子并不重要，他不过是个象征符号而已，要紧的是君主具有凝聚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强大力量。正因如此，立宪行动完全可以在这顶大帽子底下开开小差，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甚至宪政改革都可能更具合法性。这样既可与旧制度衔接，又可跟随民主大潮而不会落伍。如此看来，杨度与托克维尔，一东一西，心同理同，颇可引为同调。
当然，后来对“革命”原因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种族革命论”是一个主流说法，大意是把满人横行当道当作了诱发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最流行的一个解释是，革命前夕，清廷貌似有立宪的诚意，却耍了个花招，坚持先组内阁后开国会，却不采用同时进行的合理步骤。结果是一九一一年五月八日，内阁名单出炉，总共十三人中，满人占九席，其中皇族就占七人，刚好超过半数，而汉人只有四人，所以被讥讽为“皇族内阁”。名单公布惹得革命党人群情激奋，终于有了“反满”的借口，于是纷纷高举“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旧旗举事暴动，局面最终一发不可收拾。革命成功被单一解读为种族仇视激化的直接后果。对这个极度渲染满汉之争的革命起源故事我一直心存怀疑，因为满汉冲突由来已久，贯穿大清统治始终，早已不是什么最抓人眼球的纠纷，而内阁组建毕竟是迈向宪政的重要一步，类似“国务院”十部的改革实验也已到位。内阁“种族”比例虽不均衡，满人占多数也属正常。也许正应了托克维尔的判断，皇家的任何让步都会引起足够的敏感，似乎正好印证了民众要求得不到满足的现状。
其实按照近年流行的“新清史”看法，正因皇帝是满人，才能笼络住汉人之外的蒙藏回等族群势力。民国初建时，这些地区的王公贵族恰恰趁着皇帝失位要求独立。外蒙古一步步被分割出中国版图，固然有俄国势力暗中怂恿，但失去满人皇帝作为多民族符号的牵制力，也许真是引致分裂的重要起因也说不定。
另一方面，托克维尔所忧心的法国革命导致乌托邦主义“文人政治”与激进的民粹主义暴民行动的结合也不幸在东方的清朝得到了验证。辛亥以后，除军阀各据一地之外，从五四时期全盘反传统主义到“平民万岁”的呼声，再到以平等观召唤国民参与共产革命，无不是在“文人政治”的支配下波兴浪涌，连绵不绝。以后“革命”一词在中国人的脑海里一路飙进，狂奔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仍是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文革”时买东西找钱都要说“把革命进行到底，找你一毛五”，那份激进狂躁中的无奈至今仍隐隐地成为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所以说，托克维尔的保守主义绝非仅仅是一种对君主制的复古式怀旧，而恰恰是如何在一种旧制度的延续下重新安排个人自由的现代性问题。他留给我们的警示是，大清亡了，并不意味着“革命”就一定具有天然的合理合法性。因为革命可能产生更大的暴虐，文人的乌托邦激情叠加上民众的狂热盲动，如果无节制地释放出来，最容易给宪政制度的演进和个人自由的维护造成伤害，对“革命”成败得失的估计不可不慎之又慎，同时托克维尔也是在警示所有政权，如果不给宪政和个人自由予足够的空间，残虐暴力的激进行为也许会随时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