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亡了有点冤
最近偶然看到一则清废帝溥仪皇后婉容写给溥仪妃子文绣的一封信。信中婉容自称“植莲”，称文绣为“爱莲”，信中说：“爱莲女士惠鉴：昨接来函，知you之兰楮现已痊愈，甚欣慰之。至诸君勿怕me错误，是与君互相立誓，彼此切不得再生误会。不拘何事，切可明言。所以君今不来，以our稍有误会之处。只是君因病不得来，此实不能解也。君闻过中外各国有you不能见之理么？若有何获罪于君之处，还望明以见告为幸。不过自叹才德不足，难当君之佳偶耳。请罪人植莲启。”（李国荣：《末代皇后婉容的宫中生活》，《清史参考》二○一三年三月十八日）
这封信的口气有点暧昧，若依今人看来，植莲和爱莲宛如一对百合姐妹，引人猜想。而且信里夹杂着英文单词，行文显得不伦不类。据说婉容时髦到不但教会了溥仪吃西餐，还和他互通英文短信调情。溥仪的英文名字是亨利（Henry），婉容的英文名字是伊丽莎白（Elizabeth），她自己音译为“衣里萨伯”。从植莲爱莲戏称到信中英文乱用，可以得出一点印象，那就是皇室的开放程度似乎远远超出今人想象，一点也没露出我们以往印象中专制禁锢的丑面孔。如果有人说这是废帝废后没了弄权的机会才无聊得如此娱己娱人，那么我们可以倒推回去数年，看看辛亥革命前夜的情形如何，不难发现，那时清廷的朝气和活力仍是处处涌现，不输人后。
大清晚年虽屡有苛政曝光，遂引发戊戌变政之潮，最终惹怒慈禧，酿成六君子血溅菜市口的惨事。可奇怪的是，仅仅过去三年，清廷就仿佛心怀内疚，恍然醒悟，频频开展新政，好像要有意落实被杀君子们的提议。且看光绪帝一九○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发出的谕旨，其中所列如调整中央地方官制及整顿吏治各项，均安排得井井有条，清廷还新设外务部、学部、商部、度支部、民政部、法部、农工商部诸机关，结构已似现代的国务院体制。此外，商业振兴与实业创办并举，全面推展现代化设施，交通银行、农业实验场、植物研究所、渔业公司、工艺传习所、电灯公司、官轮总局、文报总局和分局等纷纷设立。文教卫生方面则有废科举办学堂、遣派留学生之举，晚清报业也日趋发达，甚至西藏都出现了白话报和译书局、施医馆，更别说新式军队的操演也已成规模。
放眼望去，三年前被视为变祖宗成法大罪的各类维新主张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在新政中得到了彰扬和落实。吊诡的是，戊戌维新君子的血恰恰是在杀人者的手中化作了变革之花。甚至当年像“宪政”与“君权”关系这类抓住就可杀头的敏感话题，也被堂而皇之地随便公开议论，因戊戌政变而落寞海外的康有为居然提出把皇帝架空的“虚君共和”这等“违逆”之论。“宪政”的实施计划也被排上了日程表，虽然皇家订出九年行宪的许诺周期过于漫长，毕竟是要在自己身上试刀见血，还是需要有一点自残的勇气的。革命前夕，清廷更是颁布《十九信条》，突破了皇权所能容忍的底线，皇帝对国会决定之事，只有表面上的审批权，没有否决权，他的工作只是颁布诏旨，用御宝在文件上盖章了事，或者和总理大臣一起参加典礼，当个摆设，甚至御宝都不在自己手里，皇帝被彻底架空，变成了一块纯粹的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