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书读的折磨
大家彼此彼此，朋友推荐新人新作时，我照样抵御不了诱惑。我在心里默默记下书名，随手抄在信封背面，或者，更保险地，记在记事本上。但有时候我还是管不住自己的舌头，那句话命中注定要脱口而出：
“你能借给我看看吗？”
烦恼从此开始！除了让他人蒙受出借书本的极度痛苦，我也给自己惹来了借书读的折磨。
借来的书是神圣的。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明白这一点。一个夏日的夜晚，我家那幢楼险遭火灾，我母亲是最后撤离火场的人：她穿着睡衣，腋下夹着一本书。那本书是借来的，母亲翻寻了好久才找到。与此同时，邻居们正在奋力抢救裘皮大衣和珠宝财产。不过话说回来，母亲原本也没有那些贵重东西。
是的，借来的书是神圣的，打开它已经是一种亵渎。把借来的书塞进包里带回家，我高兴得就像刚从邮局领完养老金的老妇人。书丢了或者被偷了，那简直是比地震还要可怕的灾难：因为这牵涉到个人信誉。回家后，我把借来的书放在那堆十万火急、概不出借的书里，出门旅行也带在身边（哪怕手提包沉得像头死驴，也绝不敢把它遗弃在托运行李或者汽车后备箱里），与其让它不尴不尬待在那堆将读未读的书里，还不如一鼓作气尽快看完。我还得为它包上书皮，像母鸡孵蛋般小心呵护。如果不慎把书忘在了小饭馆，我会在一分钟之内出发，横穿巴黎把它找回来。因为担心折坏书脊，不敢把书完全翻开摊平了看，这样一来，只能读到了双数页的左半边和单数页的右半边。让–罗贝尔曾经借给我一本全新的波伊斯的《霜与血》，印象已经十分模糊了，当然啰，我只读了“半本”嘛。
睡意来袭时，借来的书不能胡乱丢在床边；吃早餐时也不敢随手拿起来读，担心书页溅上咖啡；合上书本时不敢有大动作，生怕有小飞虫夹在书里，留下一块触目惊心的灰褐色污迹。
这本借来的书，我自己为什么没有买过呢？尤其还是本好书。恐怕是这样：借来的这本我得留着，日后要重读；我自己也该再买一本，但这又显得很愚蠢，因为买回来的书都不用拆封，我已经读过了。我宁愿把借来的那本据为己有，把新书还回去。可借给我书的人跟我有同样的毛病，他喜欢他自己的书—尽管我觉得那已经快成为我的书了，事实上它并不属于我。而且缩手缩脚地读书也让人兴味索然，买书的念头便渐渐打消了。
书在还回去之前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先揭掉塑料书皮（哎呀，这道裂口是我弄的吗？不可能，书包得好好的），有条不紊地翻遍所有书页，吹去烟草末（这道铅笔印又是怎么回事？肯定不是我的缘故。要把它擦掉吗？擦吧。不行，这可能是书主人特意留下的记号。一块油渍，真糟糕！对了，想起来了，它原先就在那儿。还是用点去污粉，补救一下吧）。总之，要进行全面的修复：掸去灰尘，拭去划痕，揩除油渍，擦亮封面，粘牢书页。完成这份本笃会修士最胜任的工作，至少需要三刻钟（等胶水干就得五分钟）。所有这些艰苦细致的工作，都得冒着一个风险：毁掉书上残留的、书主人格外珍惜的蛛丝马迹—它们提示着与第一次阅读相关的地点、气味、时节和人物……无论怎么做，借书人永远逃不掉邋遢鬼的罪名。
公共图书馆呢？作为专门出借图书的机构，它能让借阅者免受施暴于人的心理折磨吗？图书馆里的书，准确来说，就像明码标价、任人鱼肉的风尘女子。来光顾此地的都是些狂热分子，他们在分门别类的书架间着了魔似的来回穿梭，挑挑选选，尽情享受着撒野的痛快，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正襟危坐的图书管理员眼皮底下。可怜的管理员！因为兰波的谩骂，他们已经收敛许多，如果偶尔态度恶劣、为难读者，那一定不是针对某个来借拉布雷东作品的中学生，而是有人竟然对这位作家一无所知！再说，根据《解放报》的报道，令图书管理员头疼的最新问题是那些家伙总是站着看书，就在书架前面，旁若无人，把过道都挤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