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漆黑的夜晚，我们就这样戴着手铐脚镣，走过安静的华盛顿的大街。
伊莱扎被关进奴隶场的第一个晚上，她断断续续地诉说着自己的怨恨，她恨透了少奶奶的丈夫—雅各布·布鲁克斯。她说，如果早一点看穿布鲁克斯的诡计，她是宁死也不会跟他进城的。他们趁着贝里老爷离开种植园的当儿，哄骗她出来了。贝里老爷对她一直都那么好，她真想见他一面，但她很清楚，就算老爷来了也不能救她出去了。之后，她又嘤嘤地哭起来—亲吻着熟睡的孩子们，对这个孩子说几句，又对另一个说上几句。但他们枕着她的大腿睡得那么沉，恐怕一句也没有听到。她有太多的忧伤需要宣泄，整整一个晚上她都哀痛不已。日复一日，她都沉浸在忧伤中无法自拔。
第二天半夜时分，牢房门开了，伯奇和拉德本提着灯笼走了进来。伯奇骂骂咧咧地命令我们马上卷起毯子，准备上船。他威胁说，要是我们不快点，他就把我们丢在这儿等死。他粗暴地把孩子们从睡梦中摇醒，骂他们睡得像死猪一样。随后他又来到外面的院子里，把睡在阁楼里的克莱门斯·雷喊起来，命令他带着毯子到牢房里来。克莱门斯到了之后，让我们并排站在一起，他还拿出一副手铐，把我的左手和他的右手铐在一起。约翰·威廉姆斯一两天前已经被带走了，当时他高兴得一蹦三尺高，因为他的主人把他赎了出去。于是，我和克莱门斯走在前面，伊莱扎和孩子们跟在后头，被领着来到庭院里，然后走进那个有棚顶的过道，向上走几级台阶便进了屋。我之前在地牢里听到的踱步声，就是从这个房间传下去的。这里摆着一些简单的家具，一个炉子，几把旧椅子，一张长桌，上面铺满了纸。房间的墙壁上刷着白灰，地板上没有地毯，看上去像个办公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记得一扇窗户旁挂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剑。伯奇命令我拿起房间里的一个箱子，于是，我用没戴铐的那只手抓住箱子的一个提手，克莱门斯抓住另一边的提手，我们抬着箱子从前门走出去，来到了街上。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一片死寂。我隐约看到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有灯光，也许是反光也说不定。但街上空无一人，连个流浪汉都没有。我当时萌生了逃跑的念头。要不是手被铐着，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试。拉德本跟在后面，手里提着一根大木棒，驱赶着孩子们，逼得他们几乎跑起来。我们就这样戴着手铐，走过安静的华盛顿的大街。华盛顿是这个国家的首都，是一个声称“人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谋福权”的地方，尤其是我们当时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更被称为“伟大而自由的人间天堂”，这一切是多么的讽刺。
我们一到达汽船停泊的地方，就被赶进了堆满木桶和箱子的船舱。一个黑人奴仆拿来一盏灯，很快钟声响起，轮船开动，沿着波托马克河顺流而下，我们不知道要被送去哪里。经过华盛顿陵墓的时候，钟声再度响起。我想，伯奇一定会毕恭毕敬地弯腰脱帽，向那个为了国家的自由而奉献一生的伟人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