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奴隶出身，他和千百万苦难的奴隶一样，每天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辛苦劳作，可是他以自己的勤勉和正直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迄今为止，仍然在世的认识我父亲的人还对他赞誉有加。在我父亲的那个年代，黑奴们的工作也是有分工的：卑微下贱的、给人当下人的工作，一般是由来自非洲的黑人来做，像我父亲这样的人都是以务农为主。他一辈子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他老人家还让我家的孩子都接受了教育，这在当时是我们这类家庭想都不敢想的。他还勤俭节约地攒下一笔财产，为自己赢得了投票选举的权利。小时候他很喜欢跟我们讲他年轻时的故事，尽管他一生仁慈善良，对他栖身为奴的主人的家庭也饱含深情，然而他对奴隶制却十分抵制，并时时为自身和同胞们低下的地位感到伤心难过。他努力向我们传递道德观念，并教育我们要相信，上帝是一视同仁的。当我身处路易斯安那州某个偏僻而又苍凉的角落，刚刚饱受一位老爷野蛮残忍的殴打，痛不欲生地躺在关押奴隶的小屋里时，脑海里突然出现了父亲的谆谆教诲，也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从那时起，父亲的话就成了我坚持活下去的力量源泉。父亲听天由命，走完了他卑微的一生，如今长眠在仙蒂山教堂的后院里，墓前竖着一块石碑，和他一样卑微、毫不起眼。
小时候，我主要在农场帮父亲干活，闲暇时读书，或者拉小提琴—那是我年轻时最大的乐趣，也是我的志向所在。在后来我不幸变成奴隶的岁月中，它还给了我很多慰藉。它给我，还有那些和我同命相怜的人提供了短暂的欢娱；它抚慰了我的灵魂，让我免于终日沉浸在痛苦之中。
1828年圣诞节那天，我和安妮·汉普顿结婚了。安妮也是黑人，她住的地方离我们家很近。婚礼仪式在爱德华堡举行，由这个镇上德高望重的法官蒂莫西·艾迪先生主持。安妮长期在仙蒂山生活，但工作的地方并不固定，有时在贝尔德先生的老鹰酒馆里，有时在塞勒姆镇的牧师亚历山大·普劳德菲特先生家里。后者是一位有教养的绅士，许多年来一直负责打理本地的长老会，他的学识和虔敬远近闻名，备受称赞。他宅心仁厚，安妮对他始终心存感激，还牢记了他的许多经典言论。安妮是个混血儿，她的血管中流淌着三个种族的血液，究竟是红色、白色还是黑色占主导地位，她也不清楚。不过三种血统混合，使她拥有了一种独特而又赏心悦目的容貌，显得与众不同。我的母亲也是个混血儿，只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安妮与母亲有些相似，但差别还是很大的。
1829年7月我刚过完二十一岁生日，已经长大成人，又要负起作为丈夫的责任，我觉得身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许多。我想，我必须努力了。尽管我出身贫寒、地位低下，想过上好日子并不容易，但我还是满怀憧憬。我决定好好干几年，攒点钱，盖所简陋的房子，置上几英亩地。在我看来，这样就非常幸福了。
从结婚那天到现在，我深爱着我的妻子，始终如一。我对我们的孩子更是宠爱有加，呵护备至；这一点是天下所有父亲的共同感受。说这些，我只是想让读者们知道，我曾经拥有一个多么幸福的家庭，后来却遭受了那么大的灾难，你们就能明白我当时有多痛苦，有多失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