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我在沪沟桥农场抬水、淘粪、抢吃饭、养兔、打狗、抓刺猬
大一部有电但没有自来水，大家吃用全靠院子里的这口压水井。刚来时，学校就把我们分了班和组，一级管一级。大活动以班为单位，其他活动都在小组里，学习、讨论、干活儿都是这十个人一块儿。这一天轮到我们小组给伙房供水，一点人数少了一半，原来那几个好吃的广东同学溜到丰台去打牙祭，逃之夭夭了。组长是女同学万兆玲，她生气也白搭，我们剩下的几个只好多抬几趟吧。我和万兆玲二人抬一只半人高的大铁桶，男同学就每人挑两小桶，也数不清抬了多少趟，总算把伙房的几口大水缸灌满了。晚上累得腿疼，肩膀疼肿，好几天都不敢碰。自此，肩膀就压出来了，再抬多重的也不疼了。不久，大家抬运49级同学捡到地边堆起的卵石堆，我和万兆玲成了众人羡慕的劳动模范。
淘粪坑、扫厕所也是轮流的。这个劳动强度不太大，可是冬天上了冻就得用尖嘴镐去刨，刨得粪渣四溅，吓得人人紧闭双唇，稍一松懈就会尝尝苦头，因为粪是苦的，我们几乎都有这个经验。小时候在《平民千字课》中读到“饭也香，菜也香，吃饱了上茅坑，倒马桶的滋味谁来尝”，笑了半天，现在不觉得好笑了。通过淘粪，我们懂得了沤肥。
再有一种体力活儿就是抢吃饭。伙房的工人把蒸笼屉、汤、粥桶抬来就放在后面院子地上，不奋勇向前就得拾碎馒头破饼子吃。大家都年轻，活动量也大，个个都能吃，七元五角（币制改革后。后同）的伙食标准难以维持，所以很少吃白面馒头，常吃杂粮，就这样也不行。伙食委员是我们组的李金声，他是北京人，想出了个高招：吃红薯。那时的红薯还没被提到保健养生的地位上，一分钱能买好几斤，便宜，而且南方同学特爱吃，吃起来连咸菜都不就。蒸红薯的笼屉抬来，男同学们一拥而上，把压在里层的同学烫得大喊。我们女生望而生畏，只能最后去捡几个小的吃吃。赶上下雨，粥就会愈来愈稀；若是刮大风，吃什么都不敢嚼了，只能囫囵下咽。50年代初，北京的沙尘暴又频繁又厉害。
伙食标准低，油水少，老觉得饿。广东的几位侨生较富，常去丰台饭馆解馋，而多数的我们只能自想办法。我们小组的办法就是养兔，养兔对我们学畜牧的更是名正言顺：积累养家畜的经验嘛。院子内外有的是石头碎砖，齐动手搭了兔窝，垒个围墙，图书室借本养兔的书一看，到丰台买上一对小兔子就开始了，还准备要写一篇报告，甚至小试牛刀的论文。兔子的繁殖真快，30天就下一窝。小兔子白毛红眼睛，可爱极了，大家给拔草，买豆渣，捡菜叶，打扫粪便，不遗余力，甚至不去上课，几个小时地看兔子，百看不厌。几个月过去，兔子也多了也大了，杀兔子可成了问题，谁都不忍去当刽子手。书上说，用一根铁丝或尖竹签朝兔子的鼻子里一捅，它就死了。大家推举组长万兆玲来实践，不料兔子竟尖声大叫起来，叫得人毛骨悚然。杀兔实验宣告失败，只得另想办法：打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