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日子，胡友松只享受了不到八个月。爱情和事业，在概念上是风马牛不及的两码事，在胡友松身上，似乎不可分割。她和王大夫感情的破裂，致使她无法再在积水潭医院工作下去。政治声誉上——“一个和右派分子相好过的女人”，像一块巨石，压得她眼冒金星；生活上，与热恋者感情的中断，使她睹物伤情，难于自已。正当她在痛苦中挣扎时，一纸决定，把她调到京郊通县的农村医疗队。那时候大概还没有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但农村确实缺医少药，农村需要医务人员。
她承诺了，承诺得并不勉强！不承诺也要承诺的。这地方，她必须得离开，命运的安排，谁也无法抗拒。
她走的时候，适逢元旦。医院里照例要开个联欢会，各科室之间，拉些节目，让劳累了一整年的医生护士们快乐快乐。胡友松是被调去“支农”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过惯了城市生活的人，一谈起农村，便如同谈虎，害怕极了。那几个和胡友松一并被“派遣”的人，个个都满腹心事，一脸愁容。唯有胡友松神情似有一种解脱的轻松。当节目拉到他们科时，她自告奋勇走上台去。她要亮一手——给大家朗诵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几段朗诵词。到积水潭医院八个月来，她一直保守着一个秘密——她是北京市业余朗诵队的队员。她曾经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演员朱琳门下学习过两年朗诵。
结果，她大获成功。她把《东方红》的几段台词串在一起来朗诵，流畅自然，声情并茂，台下便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也许是胡友松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这么多掌声。然而，这掌声却勾起她心中的酸甜苦辣，这么好的医院，得离开它；那么好的人，也分了手……
是不是从小就受过苦，因而并不怕农村的原因，胡友松也说不准，但她确实不怕，她觉得世界这么大，哪儿都有天。她真格的打算到通县去过日子，积水潭这环境，她不能再待下去了。她到派出所去迁户口，连户籍警都大吃一惊：“你真的要到那安家落户？傻瓜，谁还不把去农村的事当做走走过场？”
通县离北京市不过几十公里，人情却大不一样。农民太质朴，太诚实。她在那里给农民治病，也得到农民的温暖、体贴、关照。她觉得通县这块天地，风很和，地很净，阳光很明艳。也许又是命运在作怪，她的这种舒心惬意的日子，只过了两个多月。
1965年，是一个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最听话的年份。人们有一种奇怪的预感，中国这块土地上很可能会有一场人为的大地震。这种预感，使人们在惶惑之中，失去一部分思维。又是一纸调令，一个电话，胡友松只得卷起包袱返回北京。她被安排到复兴医院，干她的老行当。她对于这次突然调动，莫名其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