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上加霜的是，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管理层没有预留足够的资金来弥补损失，在1974~1975 年间15 个月的紧要关头，公司在这一问题上对华尔街和自己都采取了否认、把亏损额人为降低或是欺骗的态度。公司江河日下，依旧在公司担任董事的洛里默·戴维森不断抱怨，但即便是他都没有充分意识到情况到底有多么糟糕。
当董事会雇用一个独立的保险核算公司核算完毕后，我们才意识到问题有多严重。1975 年圣诞节前夕，我们拿到了报告，这可真算是件“圣诞礼物”了。我们的亏损额高达5 000 万美元，更要命的是我们口袋里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
1976 年年初，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宣布上一年度亏损额高达惊人的1.26 亿美元。1974 年，公司的股票价格还曾创下每股42 美元的纪录，而如今已经惨跌到了每股4.875 美元。巴菲特早就把手中为数不多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股票卖掉了，但他一直有个心愿，那就是某一天能够风风光光地重返这家公司，就像回到《华盛顿邮报》一样。对于巴菲特这样理性的人来说，当年卖掉这家公司的股票可能还有些让他耿耿于怀。（尽管在公司股票价格很高时，他并没有昏头昏脑地考虑要重新买入。）现在，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股票的价格已经很低了，并且它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巴菲特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时，本杰明·格雷厄姆就是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董事长，而且至今还持有该公司的股票。这么一来，挽救这家深陷水火之中的公司便具有双重含义：巴菲特一方面可以跟随格雷厄姆前进的足迹，另一方面可以拯救他的公司。
当时，本杰明·格雷厄姆正和情人马洛过着一种只羡鸳鸯不羡仙的生活，一半时间待在海滨小城拉荷亚，另一半时间待在法国普罗旺斯的艾克斯。在他80 大寿的聚会上，全家人都来到了拉荷亚。他满怀深情地回忆往昔，丝毫没有提及他在华尔街的辉煌岁月。尽管他很少进行股票交易了，但这位“证券分析之父”会来到股票交易所，在角落里一张不起眼的桌子旁坐下，翻看他钟爱的《标准普尔股票指南》。一个前来拜访格雷厄姆的人曾在他的书桌上发现一本希腊语的书，在起居室里则看到了一座罗丹的雕像。
大约是在政府雇员保险公司陷入困境的时候，本杰明·格雷厄姆让巴菲特与他合著《聪明的投资者》的修订版。他俩通过写信互相联系，但是巴菲特发现自己和老师之间有一些根本性的分歧。巴菲特希望在修订版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论述何为“优秀企业”（例如喜诗糖果公司），而格雷厄姆认为这样的内容对于一般读者太过艰深了。而且，格雷厄姆建议一个人投资于股票的资产占个人总资产的比例上限为75% ，而巴菲特更加激进，他认为如果某只股票价钱合适的话，他会押上全部家当。巴菲特执意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放弃了合著者的身份，只是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这本书的致谢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