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温伯格是一个性格外向、大腹便便的单身汉。他是一个美学家，只对金字塔和鲁宾斯坦感兴趣。还有两个折中派人士爱德华·安德森（之前他是一个化学家，后来成为基金经理，对行为心理学很感兴趣）以及查理·芒格。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对华尔街的喜爱。他们都对投资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却很少能和格雷厄姆一起坐下来谈论西班牙文学或是古希腊文。
在圣迭戈，格雷厄姆的这些门徒花了两天时间来交流他们对市场的忧虑。“我们都因对市场缺少机会而感到遗憾。”爱德华·安德森说。巴菲特鼓励他在哥伦比亚的同学杰克·亚历山大谈谈他的想法，但他最终什么也没说。在离开圣迭戈时，他对股市的看法是否真的得到提高很值得怀疑。
事实上，巴菲特逐渐认识到管理好自己的投资组合就像一场亡命夺宝之争。有人可能会发现一只“烟蒂型”股票，吞云吐雾一番后就把它抛了，其收益转瞬即逝的特点难以令人满意。让巴菲特感到兴奋的是立足于长远的投资，通过控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和联合制衣公司，以及和这些公司的经理，如本杰明·罗斯纳等人共事，巴菲特的确发现，这些公司的赢利增长能力很难达到美国运通的水平。但是：
当我和自己喜欢的人打交道时，我在做生意中找到了另一种激动人心的感觉。（其实，又有哪种生意不是如此呢？）如果自己投入的资金能够得到合理可观的回报（例如10%~12%），那么总是改弦更张想要从别的公司身上多赚几个百分点的盈利，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是很愚蠢的。
不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不算过分：如果合伙人的钱不能在巴菲特这里多赚出几个百分点的话，他们为什么要死心塌地跟随巴菲特呢？如果单纯地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弗雷德·卡尔的说法和做法似乎更站得住脚，他的观点就是“我们不会爱上任何东西”。然而巴菲特却对自己的几笔投资很是沉醉，因为除了简单的数学计算之外，在他的投资动机背后似乎还隐藏着一种对持续性的渴求。他对奥马哈城、格雷厄姆以及他的朋友们都是偏爱有加的。他的一生都在寻求持续性，他心中最大的恐惧就是死亡引起的极端不连续性。出售股票也是一种不连续性。和曾经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其他哲学困惑一样，他无法确定自己该在什么位置来划分这个界限，什么时候该持有自己喜爱的企业的股票，而在什么时候应该抛出套利。在华尔街，其他投资人根本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
1968 年，美国的政局陷入动荡，但是股市的红火却达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纽约大盘的日平均成交量高达1 300 万股，比1967 年高峰时的纪录还要高出30% 。1968 年6 月13 日，日成交量暴增至2 100 万股。行情机工作时飞快地发出哐哐哐的声音，似乎随着每一次反战游行者与荷枪实弹的士兵交锋，它的声音都变得越来越响亮，人们逐渐升温的政治上的不满反而给华尔街的股市带来了更多的推动。在那个充满暴力和暗杀恐惧的动荡夏日，股票交易所被大量的买卖单据压得喘不过气来而被迫休市，这在历史上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多日，人们似乎在寂静中仍可以听到求救的呼喊声。但是股市还在一路疯涨，就像一个醉汉还想喝完最后一瓶酒，连天色已亮都没有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