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 年10 月，也就是在麦克乔治·邦迪的“圣谕”传达之后数月，巴菲特就像教皇的反对者一样发表了一份自己的声明。他不像邦迪那样自信，实际上此时巴菲特别的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迟疑不决。到目前为止，巴菲特合伙公司的总资产已经高达6 500 万美元，但他该把这些钱投资到什么地方去呢？价格低廉的股票已经不复存在，游戏规则也发生了改变。
华尔街在短线和超短线交易上下了越来越多的赌注。巴菲特告诉他的合伙人，这种投机交易确实很有赚头。同时，他也坦言这些热门股票的价格还会继续上涨。但是，巴菲特真切地知道自己并不擅长这种交易，他也不想做这样的尝试。他无法拿出证据证明这么高的股价是荒唐的，他只能说服自己。
当游戏规则已经不为你所熟悉后，人们会说这种新游戏方法是错误的，可能会导致新的麻烦，这样说都是人之常情。过去，我曾对别人的这种做法非常蔑视。我也曾目睹那些按过去的行为方式而不是因时而异做事的人们得到了怎样的惩罚。实话实说，面对现在的游戏规则，我已经有些凌乱了。但在一点上，我是清醒的：我不会放弃之前的某种行为方式，因为我完全掌握它的逻辑性（尽管这有可能意味着放弃轻而易举可以得到的暴利），转而接受一种连我自己都没有完全理解、没有成功付诸实践的方式，这种方式也有可能会导致资金一旦遭受重大损失就再也收不回来。
有些合伙人认为巴菲特的这种说法只不过又是“狼来了”的把戏，因此都开始自己从事短期投机交易。但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摆在了大家眼前：巴菲特调低了自己的收益目标，把自己合伙企业的收益率超过道琼斯指数的部分下调了10%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巴菲特将朝一个更低的目标奋进—每年盈利9% ，或是超过道琼斯指数5 个百分点。无论按照哪一个目标来衡量，投资目标都比之前降低了。一些有更好赚钱机会的合伙人“理性”地决定离开巴菲特，他们说：“请您一定相信，我对这样的决定深感遗憾。”
同时，巴菲特似乎出现了中年危机。巴菲特名下的私人财产已经高达1 000 多万美元，和自己“年轻气盛”的时代相比，他不想再那么“拼命”了。他现在已经步入37 岁的黄金岁月，不过在这个接近不惑之年的时候，巴菲特考虑的一些问题不仅仅是以赚钱为出发点的，这让许多人都感到很吃惊。
在这种沉思中值得关注的是，从表面上看，巴菲特依然保持着那张理性得近乎机械的冷峻面容。他不同寻常的自我感知力使他明白，如果坚持原先的既定目标，那他就会永远都有挥之不去的压力。因此，就如同改变一下实验室里安装在实验鼠身上的设备一样，他调低了自己的目标。
初步的自我分析告诉我，我可能无法竭尽全力地实现曾对那些将资本委托给我的人公开许诺过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