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85年夏天，在经历一系列伤痛之后，我参加了全国第一届青少年运动会。
比赛中，不知道为什么，裁判们都不喜欢我的动作，不管我跳得多努力、多好，连7分都很少给。最后，在跳板上我只拿到第七名，10米跳台破纪录——倒数第一。
我一点都不难受，反而非常开心。虽然我跳得出奇的差，向内3周半裁判甚至狠下心给了我0分，向后3周半也给了我0分。但我觉得摔得不疼，没有受伤，所以高兴。
所有人都觉得奇怪，得了0分居然还能笑出来，还有人说我的性格真好。但毫无疑问的是，我的自信心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那一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从小就种在我心里的至理名言，却结出了巨大的嘲讽。
我停在了命运的转角处，无数的岔路让我迷茫、心痛。
身处逆境之人，最难的也许不是付出，不是努力，而是看不到照亮内心之光，也许别人都看见了，但就你看不见。
人可以抗拒失败、伤痛，却难以抗拒黑暗。但抗与不抗，却有着巨大的分别。
一个月之后，国家队的曙光，在最黑暗的时候，爆裂在我的天空。
五
1985年11月，我来到北京进入“国家跳水少年集训组”。这个集训组集中了当时全国跳水界20多个最有潜力的少年运动员，包括许艳梅、熊倪、陈琳等后来的世界冠军。多数小队员一年前就在这里训练了，而且当年的成绩个个都比我好。
命运开始了新的轮回。进省队4年之后，我跳到了更高的平台上，但却是最低点，我要怎么跳上去？
第一天训练我见到了徐益明教练。他身高1.74米，40岁左右，肚子有点大，老队员们私下叫他“罗汉”。他高兴的时候的确像个笑罗汉，可不高兴的时候像凶罗汉，这个外号真精准。
徐教练是集训组的总教练，他一出现，大家都被镇住了。他站在队伍前给我们安排训练计划，好家伙，一说就是大半天，哪能记得住！
每人都有一份写了满满两页纸的训练计划。一看，全都是最简单的基本功，但数量大、种类多，估计每天6个小时都练不完。
首先是陆上项目。集训组有二三十人，只有几张弹网和几块板，如果排队轮流上，我得练到半夜了。我就找了一块没人用的旧跳板在上面练，只要有弹网空出来，我就争着往上跳。可徐教练好像很不喜欢我，从不拿正眼瞧我，从我身边走过也不看我跳。如果那天运气好，他会把要领给我讲一遍，但马上又去指导别人，根本不会花时间看我跳动作。
一周基本功训练下来，徐教练给集训组安排了一个基本功比赛。他在弹网上做了一个圈，指定大家在网上做10次直体、10次屈体、10次抱膝的连跳，看10次中能有几次跳在圈里。集训组分为两组进行对抗赛，轮到我时，我很蔑视：不就跳10下嘛，这还不容易。可弹起来后才知道，每次都要弹在圈子里真不容易，10次弹跳对身体平衡要求很高，一点点偏差就出圈，一出圈再想回来就难了。其他队员最少的都有五六次在圈里，我很丢人，只有2次。接下来屈体和抱膝就更失准了，我成了哪个队都不要的“包袱”。
我比集训组里多数队员要大两三岁，水平却比他们差那么多，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徐教练发话了：“你的基本功太差，训练不动脑筋，比赛不会发挥，一上台就乱跳，有一身劲又有什么用！”
我总算明白徐教练为什么不喜欢我了，原来我给他的印象是这样。我的心瞬间就结了冰，可能不出3个月我就要被打发回四川了。
我安慰自己：反正只是试试，实在不行，混身国家队的队服回去，也算没白来北京一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