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在车臣有着相似的经历：1999~2000年，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超过8万人的装备精良的俄罗斯军队被大约2.2万名为独立而战的叛乱分子拖住了5个月之久。最终，俄罗斯军队获胜，恢复了对该地区的控制，但俄军的军事行动造成了数万平民伤亡、5 000多名俄罗斯士兵命丧战场。
在非洲和东南亚出现了许多新的长期叛乱集团，包括乌干达的圣主抵抗军和菲律宾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不以保卫某块领土为目的，却由潜在无边界的意识形态、犯罪、宗教或经济目标所激发的军事冲突的数量明显增加。20世纪50年代爆发的军事冲突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国家和非国家的武装团体之间的冲突，而20世纪90年代，此类冲突已占多数。2011年，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威廉·林恩说，“激烈但短暂的冲突”正在演变为“更长、更持久的战斗”。
越来越正规的小部队正在获得成功，至少它们可以在军事斗争中幸存的同时推进自己的政治目标。哈佛大学学者伊万·阿诺奎因–托夫特分析了1800~1998年全世界发生的197场非对称战争。这些战争之所以是非对称的，是因为按照传统观点，冲突双方的军队和人口的规模从一开始就相差悬殊。阿诺奎因–托夫特发现，在30%的非对称战争中，实际上获胜的都是看上去弱势的一方。这一事实本身就引人注目，更惊人的是长期以来的趋势：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弱势一方在冲突中获胜的次数稳步增加。在1800~1849年，仅有11.8%的冲突是以弱势行为体的胜利告终，而在1950~1998年，这一比例已经提高到了55%。这意味着一个核心的战争公理被推翻了。以前，最终取胜的是拥有优势火力的一方，而现在事实并非如此。
部分原因在于，在当今世界，强势一方诉诸暴行的做法在政治上已经行不通了。“二战”期间，各国在战争中不加区分地同时对平民和军事目标进行轰炸和炮击；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使用过酷刑；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在越南实施了针对越南共产党的暗杀行动“凤凰计划”。阿诺奎因–托夫特认为，与游击战的间接攻击战略相比，某些形式的暴行（如饱受争议的“凤凰计划”）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取得军事效果，但是当一个强国并没有受到实际威胁，特别是这个强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它的军事政策处于严密的公众监督之下时，这样的战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已经退役的韦斯利·克拉克将军是一名越战老兵，曾经担任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他曾对我说：“现在，在战斗开始之前，一名师长可以直接控制三四十英里之内的武装直升机，享受我们所说的‘全方位优势’（对空中、陆地、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控制）。但是，我们在越南战争中做的一些事情是我们今天无法做到的，我们的技术手段更多了，但合法的选择却减少了。”今天，拥有优势火力的一方要战胜军事上处于弱势的顽强对手，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俄罗斯在车臣采用野蛮战术以及斯里兰卡对泰米尔猛虎组织实施镇压的“胜利”都是血淋淋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