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个思想传统的职业政治家，那么过去60年中国家政治生活的分裂所造成的影响对你来说是毁灭性的。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政治家们高度渴望的“威望感”正在随着政治权力基础的坍塌而消逝。
今天，反映并影响着我们的观点、选择和行动的国家、政府、政治机构和组织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人口迁移和城市化催生了新的政治、社会、文化和职业网络，它们集中于不断发展壮大的新权力行为体聚集的城市节点。全球规范扩大了影响力，个人的抱负和期望因为社交媒体、光纤、卫星天线和智能手机的出现而增强。我们曾经熟识的各种政治元素仿佛被放入了一台政治离心机，被重新分布到了新的更庞大的框架中，其产生的主要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政党被边缘化
几个世纪以来，通过某种渠道清晰反映大众的利益（由投票所表达或由统治者所主张）都是政治运作的前提。在代议制政府下，公众意愿经由社区/ 城镇、地区/省自下而上地反映到国家层面。政党或一个党派中有组织的团体、工会和公民团体会承诺代表普通人并反映他们的意愿。
现在，政党已不再扮演这一关键角色。为什么呢？因为与过去相比，现在反映民众意愿的渠道缩短了，也更直接了。瑞典前副首相和外交部部长莱娜·耶尔姆·瓦伦曾以愤怒和无奈的语气对我说：“现在，对人们有影响的单一议题比政党所信奉的抽象的、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更能动员民众。”有了新的论坛和平台，政治领袖可以直接获取民众的支持，也可以直接回报民众，不再需要以政党为媒介。在投票和议会席位分散的背景下，主要政党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号召力。与以往相比，现在加入、投票支持甚至成立一个新的小党的成本要低得多。至关重要的是，支持某个新兴党派的机会成本也降低了。也就是说，我们支持或投票给一个小党而不是大党，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参与政治进程所要放弃的东西比过去少了。在民主社会中，成立已久的大型政党仍然是控制政府的主要媒介，但新型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参与方式正在削弱它们的重要性并越过它们行事。
政府受到限制
权力的衰退对行动自主权的限制在各个层面都有所体现。即使是在总统制国家，政府推动国会通过立法的难度也因为派系政治局面出现频率的增加而加大。但政府受到的限制不仅来自于政治体系内部，还来自于政治体系之外。现在，有能力反对政府、取消对政府的关键支持或成功破坏政府行动的行为体不仅包括债券持有人、国际活动家，而且包括博主和名人。智利前总统里卡多·拉戈斯曾对我说：“非政府组织追求单一目标的权力越大，政府的管理权越小。事实上，许多非政府组织都是只关注单一议题的利益团体，与大多数政府相比，他们在政治上更灵活，对媒体更精通，在国际社会中也更活跃。非政府组织数量的激增束缚了政府的行动，极大地限制了政府的选择范围。我自己在做总统时就有这样的亲身感受，出国访问时与其他国家的政府首脑和内阁部长们的交谈也印证了这一点。总的来说，非政府组织对社会是有益的，但他们目光短浅并承受着要对支持者和资助人有所交代的压力，这会导致他们的僵化。”过去，政府可以通过修改选举规则、通过宪法修正案或实施紧急状态法寻求重塑政治图景，以满足或压制公众的要求。现在，政府仍然可以尝试采取这些方式，但其必须越来越多地应对来自传统政治领域之外的监督和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