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过去了，到了周五，我接到媒体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华尔街日报》下周一将刊发我们董事会会议的详尽报道。《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至少对惠普的两三个董事进行了采访。给我打电话的人问我们真的要进行重组吗？我对此有何评价？
当时我觉得备受侮辱，除非董事会达成一个决定，否则董事会内部的讨论都是保密的。谁要是泄了密，就破坏了我和其他董事之间的信任。我记得和康柏合并的前夜也走漏了风声，当时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也记得当沃尔特·休利特破坏了彼此的信任，向媒体泄露了公司的留任金和离职金方案时，董事们是多么怒不可遏。诚信是每个商界人士的必备素质，如果不具备这样的素质，任何董事会或是管理团队都无法有效运转。
我当时真的很生气。不管这是谁做的，他都太自负也太愚蠢了，这就等于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司利益之上了。也许透露消息的人以为这样可以向我施压，迫使我接受他们的改组方案；也许他们并不在乎这样做会给公司的每个员工以及报道中涉及的高管带来巨大压力。这篇文章成了我们和客户、商业合作伙伴和在每次管理层会议上都要提起的问题，也成了员工们在茶余饭后闲谈的话题，给我们的竞争对手和批评者增加了一个把柄。这篇报道没有帮助我们提高公司的运营业绩，而是拖了我们的后腿。
更让我们感到芒刺在背的是，安·利弗莫尔、迈克·温克勒和我马上就要去瑞士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了。这是每年一届的高峰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经济界和政治界的领袖都会出席。这是见到客户洽谈生意的绝佳场合，因为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你可以见到大量的世界精英。而在论坛刚开幕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对我们的报道刚刚在头版出炉。毫无疑问，惠普的其他高管和我都不得不向世界解释董事会和我们自己的观点。这篇报道一面世，就把董事会内部的裂痕公开化了，正是有些董事和同事意见不合，才会选择向外界公布。
我给董事会成员发送了电子邮件，告诉他们有人走露了消息。我说作为一名董事，这样的行为让人无法接受。在周六上午，我安排进行了董事会的电话会议。在这次电话会议上，我毫不留情，说董事会不应该以这种方式继续运作下去，我也不愿意这样的局面继续下去。帕特里西娅·邓恩当时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度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没有问过我这次电话会议的情况，不过，后来她和别人说，因为这次会议“一切都改变了”。杰·凯沃斯、迪克·哈克伯恩和汤姆·伯金斯承认《华尔街日报》的女记者曾经找过他们，不过他们都否认和她进行了交谈。杰·凯沃斯，更是历数了一大堆理由来证明不是他泄露的消息。露西·萨尔汉尼说记者也来找过她，不过她马上就和公司的新闻办公室联系了。露西·萨尔汉尼、鲍勃·诺因和拉里·巴比奥都对这一事件表示了震惊和愤慨。他们问我是不是有人在董事会议室安装了窃听器？我向他们保证不可能，因为我经常让公司的保安部对整个会议室进行电子设备检查。会不会有人捡到了我们会议室里记录内容的挂板用纸？这也不会，因为每次会后都是我亲手将它们用碎纸机销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