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心坚持学习外语，以便顺利阅读原版的哲学著作。我学习希腊文，为了能够拜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另外，我还学习了拉丁文、法文和德文。我也学过一点意大利语，不过那纯粹是出于兴趣。父亲喜欢历史，我也受到了感染，于是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它。我发现自己之所以喜欢历史，是因为历史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而且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那些改变了世界的伟人。历史通常是由那些有钱有势者决定的，但我也认为，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由于受到了某种思想的感化，也能够选择一种新的道路，从而改变这个世界。
我学过很多极有价值的课程，其中一门是我在研究生阶段上的研讨课，研讨对象是中世纪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政治哲学。我们的阅读任务是每周通读一本中世纪的哲学著作，包括阿奎那、培根、阿伯拉尔等人的作品。这些都是大部头著作，有时一周有1 000页的阅读任务。到了周末，我们需要把厚厚的哲学作品浓缩成两页纸的概要。
我一开始会先写上20页，然后再进行编辑，减到10页，再减到5页，最后才变成两页。我希望最后精简的两页文字不仅仅是一个概括，而且能言简意赅地把哲学家的中心思想保留下来。两页文字可不是对一部作品简单、肤浅的缩写，而是对整部作品所有细节的一种提炼。通过这种方式，很多哲学思想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如此，条分缕析的浓缩过程、不断提炼的脑力运动以及用两页篇幅表达原本20页的意思，都使我获得了一些新的技能。毫无疑问，经过这一过程，加深了我对这些哲学作品的理解。当时我并未意识到，不过后来我发现自己培养了另一种重要的管理技能，那就是从浩繁的信息中迅速抓住问题要害的能力。而且，我也从中得到了一个有关领导艺术的启示：明白问题的关键所在并进行沟通并不容易，这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但是一旦能够做到这一点，便会让人受益无穷。
从我4岁开始学法语，到22岁在大学上完最后一节课，我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知识：数学和科学课给了我重要的分析能力，艺术和音乐课给了我灵魂的养料，文学和哲学课则是精神的催化剂。通过学习，我陶冶了情操，增长了知识，眼界不断开阔，也有了新的思路和目标，这让我的人生发生了重大改变。1989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论文写的就是《教育的危机：论企业和政府在改革中的角色》。在那篇文章中，我的观点是，我们的教育体制跟不上民族发展的需要，没能让学生掌握一些重要的能力，而且越来越忽视那些对学生的性格塑造具有关键意义的学科。自1989年以后，美国的教育危机在各个层面进一步深化，但是美国人仍没有危机意识，也没有形成一股合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国家，若要具备竞争力，就必须放眼世界，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具备领导世界的思维模式和宽广的胸怀。
老实说，我在斯坦福大学的日子并不轻松。我担心自己跟不上学习，压力很大，因为其他同学看起来都比我聪明。好在我的论文得了优，内容是关于中世纪的司法体系和酷刑审问制度。我一周还要兼职工作3天，以支付房租和饭费。那时，我得了很严重的单核细胞增多症，并与病魔斗争了一年。我不记得当时有多少休闲时光，只记得整天都在埋头学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