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家里只剩下父亲一个男丁，家庭的担子重重地压在了父亲的肩头。和哥哥不同，父亲身材矮小，体弱多病，先天性肺功能不全，而且比正常人少一块脊椎骨。祖母曾带着父亲向很多专家登门求诊，想治好他体质羸弱的毛病（父亲一直说他自己有体格“缺陷”）。医生告诉祖母，别让父亲过度劳累，而且不能打橄榄球。但是，在得克萨斯州，对于年轻人而言，打橄榄球就像成人宣誓仪式一样重要，父亲决心一定要学会。凭借着坚忍不拔的意志力，父亲最终成为高中校队的队员，并且帮助球队多次获胜。他在球场上勇不可当，弥补了体格瘦弱的缺陷。
父亲很清楚，他的未来主要取决于他的头脑。而且，他必须逃离卡尔弗特镇。他想上大学，并被法学院录取，可是他放弃了这个机会，参加了“二战”期间的美国空军部队。因为体格方面的缺陷，他没能踏上战场，而是来到了谢菲尔德空军基地。
我的父母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想要证明自己。他们一直以来都很坚强、自立，但同时又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他们下定决心要给自己和孩子们描绘出一幅更加美好的生活蓝图。对于他俩而言，更美好的生活来源于接受教育和勤奋工作。他们坚信，一个人要想过得有价值而且人格高尚，那么勤劳、自律和坚定就是不可或缺的性格要素。父亲希望自己的孩子都能接受传统的教育，学习历史、文学和拉丁文。他自己就是个博学之士，后来成为一位法学教授，所以他希望子女也能和他一样出色。我母亲记得外祖母对她的期望，并且想在孩子身上得以实现，因此我4岁开始学习法语，7岁去歌剧院听歌剧，去各个博物馆参观并学习钢琴。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能够有品位、有教养、有所建树。如果说父亲的成就感来自事业，那么母亲的成就感则来自孩子。
也许是因为我知道父母童年的往事，所以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一直害怕失去他们。这简直成了一种梦魇，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让我恐惧了，失去父亲或者母亲的沉重打击不啻坠入深渊。从小时候起，一直到进大学为止，我都害怕会坠入这样的深渊，所以我老是做噩梦，而且脑子里总是出现一些想象中的离奇情节。那时候，每当我从梦中惊醒后，就赶紧爬下床，走到父母的卧房，在他们身边久久地静立。我会一直盯着母亲看，确认她还在呼吸，第二天一早还会醒来。很多女孩都乐此不疲地参加睡衣晚会①，而我从来都不敢去，我怕我不在家的时候，要是父母出了什么事那可就糟糕了。当我十几岁第一次去参加睡衣晚会时，我彻夜未眠。在黑夜里，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自己的家，父母是否安全的念头一直在头脑中打转，我想到了所有可能降临在父母头上的灾难。如果父母晚上外出，我就会一直等到他们平安回来再睡觉。我会一遍又一遍地念主祷文，就像唱歌给自己听一样，为的是让自己平静下来。要是父母离开小镇出远门，在他们走之前我肯定会大病一场，这已经成为我们家的经典笑话。在内心深处，我希望他们会因为孩子生病还要外出而感到愧疚，从而可以取消行程。
我们家是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母亲是位全职太太，她把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父亲是个学者，有3个孩子要供养。在父母看来，成功的标准不应取决于名誉和财富，而是取决于思想和品格方面的优点。对于我们这些孩子要不要上大学甚至读研究生，家里从来都没有分歧，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在父母看来，品格就是一切，而所谓“好的品格”就是要真诚、正直和率真。真诚就是要说真话，并且要敢于说真话。正直就是要信守自己做人的原则，并且要按原则办事。率真就是既要知道自己的信仰，又要保持自己的本色。对于父母而言，成功的标准在于一个人身上折射出来的精神光芒，而非外部的世俗评价。我从小就明白，父母对我思想和品格的期望值不会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