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大学一年级行将结束时，对于耶稣送别使徒时的言行的种种世俗的诠释，我产生了困惑，开始了质疑。同时，对于那些将耶稣生平做历史性诠释的种种观点，我也开始了质疑。
演习结束回到家中，我的思想焕然一新。我坚信：耶稣所道之国度并非由他本人及信徒在自然界所创建，而是在超自然时代降临之际结伴而生的。
当时，由于霍尔兹曼有关耶稣生平的诠释已为学界普遍认可，在即将参加的考试中，如果我把自己的质疑公示于众，自然于情于理不合时宜。事实上，我也没有机会，因为霍尔兹曼是个好人。在20分钟面试期间，他对我这个因服役而耽搁了学业的年轻人格外宽容，仅要求我把《圣经》的前三个福音内容做个概括性的比较。
至大学毕业前，我经常搁置其他课程，独立专研与福音内容及耶稣生平相关的种种问题。通过研究，我愈发坚信，解开谜团的关键就在于：耶稣差遣使徒出发传道时的谈话，施洗约翰由监狱打发两个门徒向耶稣提出的问题，以及耶稣面对归来的使徒时的心态。
幸运的是，德国的大学不会过度约束学生的学习，也不会用其他国家常用的繁复的考试压迫学生。它们的运作模式确保学生有机会独立钻研学问。
当时，斯特拉斯堡大学神学院弥漫着一缕独特的学术自由风气。除了霍尔兹曼之外，还有刚来的《旧约全书》专家布德 ，他应当是我最钟情的神学教师。他的课总能让人感觉到仿佛步入一种艺术境界，他善于简洁而又精致地表述学术问题。
除了神学，我也选修了一些哲学课程。此外，我还师从贝勒曼的弟子雅可布斯达学习乐理。他认为贝多芬之后面世的任何音乐作品都不是艺术，这实在有点失之偏颇。不过，若就学习本身而言，大家确实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点东西、获得扎实的训练，对此我真的是感激涕零。
我的音乐成就很大程度上必须归功于厄纳斯特·梅奇，他是尤金·梅奇（我在米卢斯时的音乐老师）的哥哥，是斯特拉斯堡圣威廉教堂 的管风琴手，在“巴赫音乐会”担任指挥，是圣威廉教堂合唱团的领唱。他让我为音乐会清唱剧和《受难曲》做管风琴伴奏。起初，排练时伴奏由我来顶岗，正式演出时还是由尤金·梅奇上场。不久后，只要尤金因故无法从米卢斯赶来，我就正式登台伴奏。尽管年轻，借此机缘，我还是把握了巴赫的作品，并有机会参与他的合唱音乐的表演，进而获得实际的临场锻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