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令人紧张，结果让人兴奋。把这只铁翅白拿到手里仔细地端详了半天—真是一只好鸽子！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鸽子的好坏一点儿都不会影响当时逮鸽子的兴致，因为令你痴迷的是那个过程，是把鸽子拿到手里的那种成就感，我就是这样一个人。高兴劲儿过后，随之而来的反而是担心，因为我对占这个便宜没有什么兴趣。况且当时年龄还小，很害怕因为此事会招来麻烦。
当时养鸽子的人之间有“过活”、“过死”之说。“过活”是指两个人关系好，只要逮到对方的鸽子，或者你来拿，或者我送过去，不伤感情，以鸽会友。而“过死”则是之前可能两人就有过节儿，慢慢形成了一种暗劲儿，逮到对方的鸽子，自己也不养，当场摔死。而对方心里也明白，看见鸽子落在他家，也不去要，自动放弃，等你的鸽子让我逮到，我也绝不手软。而我是个学生，只是喜欢鸽子而已，绝不想掺和到是非当中去，所以我欣赏完它的美态，让它吃饱喝足之后，把它扔向了空中，看着它在小院的上空转了半个圈直接向北飞去。
其实对“过活”、“过死”之说我也能够理解，因为玩儿鸽子的人都很“独”。我说的这个“独”并不是什么贬义词，毕竟谁都愿意养出自己的特色，拥有别人手中没有的东西。这说得简单，现实中可是集饲养者几代人的心血之大成，通过优胜劣汰，定向培养，形成自己鸽群中独有的基因特点。老北京养鸽人俗称“窝份儿”，往大了说，这是遗传工程学的概念。辛辛苦苦繁殖出来的一羽鸽子，即使品相极差，也是自己的老“窝份儿”，基因当中都带有自己鸽群的某些优势，绝不能外流。因此，那时很多人都把自己繁育出的小鸽子千挑万选之后，只保留上品，其余通通杀掉。虽然想法未免狭隘，做法非常残忍，但在当时也不失为保护自己知识产权的一种手段。
当然，那些养鸽大家是不会这样的。在北京养鸽人当中不乏大人物，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一生爱鸽，尤其喜爱紫乌头这个品种，每天下班必先进鸽棚查看，出国访问都带着自己的爱鸽，不忍有一时分离。她的院中有一片草坪，是鸽子的活动区，就铺在她卧室的窗外，以便随时观赏。她在临终前还叫人搀扶着坐起赏鸽，正巧鸽子回棚了，先生不无遗憾地说，看来我可能真的不行了，连鸽子都不来看我了……
本人几年前有幸结识了给宋庆龄女士养了多半辈儿鸽子的老把式郑先生，听老人回忆起往事，历历在目，如同亲见；还有同仁堂乐家世代养鸽，为一羽好鸽不惜一掷千金；京城大玩家王世襄老人，费尽心血撰画《清宫鸽谱》，九十三岁高龄还在为拯救中华观赏鸽奔走呼吁；更想多说几句的则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梅先生也是观赏鸽爱好者。我上中学时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写梅先生爱鸽，说在放飞过程当中通过看鸽子飞翔来使自己的眼睛更灵活有神，从而起到练功的作用。看完之后我乐了，既觉得可笑又表示理解。那年头养鸽子的人说好听了是不务正业，说不好就会被冠以小流氓、二流子的头衔，因此养鸽子都得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现在想想，这看鸽子能练什么眼神？要没有爱好作为基础，眼神拿什么不能练？哎！那个可笑的时代。
我说的这还是70年代末，听父辈老人聊起“文革”期间，那时养鸽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一旦被发现，便会被说成是资本主义、黑五类等罪名，或揪斗，或毒打，轻者受伤，重者丧命。即使这样，爱鸽人仍是对其不忍割舍，他们在屋中挖地窖，把爱鸽藏于其中；或把鸽子捆好，用手绢包紧，放在军用挎包之中挂一排在墙上。白天上班、挣钱，深夜放鸽子出来吃食、活动，一有风吹草动，便提心吊胆，或隐藏，或转移。我衷心地钦佩这些人，用老北京话说叫“有这口累”，细琢磨，这才真正叫作酷爱，正是因为这种爱，才使老北京观赏鸽这一种群得以延续，也正是因为这种爱，才使北京鸽文化传承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