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面临的最大压力有两项，一是短缺经济中的供给，二是大量待业青年的就业安排。当时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贺院长专门找我们会谈了代管的问题，提出了院里的要求，并最终签订代理的委托协议，而代表服务社去担任服务公司经理的重任就落在了我的身上。就这样，我和一个助手进驻了农科院。
为了解决就餐问题，我组织人在农科院的西门北侧盖了几间平房，从院里的食堂调了位张师傅，带了一帮孩子，办起了对内和对外经营的“天天饭馆”。从白案到红案，从服务到灶台，都是按内部食堂的风格学习和管理的，虽然员工都是大院里的孩子，但总算有了个安身之地，开始也都很努力，也算是有模有样的。
一天，一群退了休的老头们在老周、老朱的带领下找到我，希望能利用老头们的力量组织一支施工队，解决院里的基建盖房问题，同时能安排许多就业，我们一拍即合。在后勤主任李明堂的支持下，占了几间破房做办公室，就开张了。院后勤将几个所的盖房与改造任务都交给了施工队，当年就取得了盈利，并将业务从院内发展到院外，后来我到华远后的许多业务都是“老头队”帮助完成的，双方建立起了友好的合作与联系。
饭馆早上六点开门，要提前在四点多起床，屋外一片漆黑时，就开始生火、和面、热油、熬粥、烤小烧饼、煮豆浆，一开门就排起了长长的队。
饭馆的对面就是理工大的校门，也有许多教职工和学生到这里买早点吃。
每天早上，我们大约要炸两三袋面粉的油饼，煮一大锅米粥和一锅豆浆。四五个人忙得昏头转向，还要收拾桌子，洗刷碗筷。
一碗豆浆两三分钱，糖浆五分钱，一个油饼六分钱，一个烧饼八分钱，一碗米粥四分钱，有时不煮粥就包馄饨，忙了一早上，数数也就一二百元的营业收入，有时天冷，连一百元钱也卖不到。
收拾完早饭又开始准备午饭，洗菜、包饺子、蒸馒头、做花卷，小馆里做不出什么大餐，那时也没人吃大鱼大肉，常常一天也就卖出一两条鱼，生活困难的时代，人们不敢大吃大喝，多是家常便饭，以填饱肚子为主。一天经营下来收入不到千元，一个月下来也就一两千元的利润，幸亏是自己盖的房子，不用交租金，这样的经营状况实在无法提高孩子们的工资，也无法让孩子们安心。
那时的商品供应还是以计划性的为主，许多商品短缺，连好烟好酒也很难采购，啤酒更是紧俏物资，夏天则是哪个饭馆能供应啤酒哪个饭馆就有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