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懂味》一、尘梦(13)

伊渡:我小时候也还看见过拖拉机耕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就似乎慢慢绝迹了。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确实收到过太多的空头支票,再要我们相信什么承诺,的确有些困难。

王跃文:说到拖拉机耕地,我又想起一件事来。大概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家乡建了个拖拉机站,一色的铁牛拖拉机,有好多台。可能是学大寨虎头山上的铁姑娘,拖拉机手全部是年轻女子。她们大多长得漂亮,开拖拉机的样子很骄傲。我上学天天要从拖拉机站门口过,经常看见那些漂亮的拖拉机手得意的模样。有回不经意间听拖拉机站旁边的大人说,这些姑娘白天开拖拉机,晚上干部把她们当拖拉机开。我不知道拖拉机站是公社办的,还是县里办的,也就不知道晚上“开拖拉机”的是公社干部还是县里干部。有些干部的坏,也是有时代特色的。当年的工作是以整人为中心,干部就犯人的错误,当然是搞女人;现在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干部违法乱纪就在经济领域。

不是说六七十年代就没有贪官,只是当时物质普遍缺乏,再贪也贪不了什么。记得当时有一种进口尿素,包装袋是尼龙布的,质感同当时流行的绵绸差不多,就有人拿它来做裤子穿。此风盛行,尿素袋子就被干部们贪掉了。当时很多公社干部都穿这种尿素袋子染黑之后做成的裤子,居然很时髦。那会儿有个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尿素裤。屙尿在日本,放屁加拿大。原来进口尿素要么是日本的,要么是加拿大的,一条尿素袋不够做条裤子,得用两个国家的尿素袋拼起来。有时候,染黑之后的尿素袋布褪了色,左边屁股上是日本,右边屁股上是加拿大。这屁股就够大了,中间隔着太平洋。

伊渡:我俩是同龄人,您说的很多事情,有的我有印象,有的我完全忘记了,您童年和少年的记忆为什么这么清晰?

王跃文:可能同我的敏感有关。因为从小在一种受歧视、受屈辱、受冷遇的环境中长大,对外部世界就格外敏感,又不善于发泄,凡事都放在心里。父亲被社会孤立起来,肯定十分痛苦。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就能体会到这点。我小时候生怕别人不和我玩。三四岁的时候,我在离家两三里的甘蔗地里见着一株野香瓜苗,回来告诉远房堂弟三坨。三坨不相信,说我肯定是骗他的。我赌咒发誓,硬说真的见着了。我引着三坨跑回甘蔗地,却怎么也见不着那株香瓜苗了。三坨骂骂咧咧的,说我骗他。我是又委屈、又害怕、又自责。三坨为这事好几天都不理我,我难过极了。照说他比我还小,他应在我面前服服帖帖的,可是我俩的位置完全颠倒过来了。

伊渡:您小时候在家里受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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